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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省际人口迁移；返迁人口 　　【作者简介】周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梁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026 　　 　　我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大量的文献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各种角度进行的研究，不论是将流动人口称为农民工也好，称为外来人口也好，尽管研究对象有不同的侧重，但都推动着对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的深入。而之所以被称为“流动人口”，原因也在于其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正是多次迁移与流动的结果。事实上，很早就有人提出，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替代性，即一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一段时间以后将返回迁出地或再次迁移；并相应地计算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已滞留时间（朱宝树，2000；周皓，2001）。在这种替代过程中，既有流动人口从广阔的农村地区迁出，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地区迁回到农村地区或原迁出地区。尽管马忠东(2001)、赵耀辉(2001)曾对国内的人口返迁情况作了讨论，但这些研究的数据都是根据局部的地区性调查得到的，无法推断到全国的总体情况。梁在等(2004)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对四川省的返迁人口作了讨论，比较了该省的返迁人口及非迁移人口，并由此验证了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和返迁人口在选择非农职业上与非迁移人口的差异。 　　相对于浩瀚的人口迁移研究文献，这种人口返迁现象并未受到更多的重视。导致产生这种研究盲点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在于数据与方法。从数据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三普、四普，还是1987年和199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在调查问卷中有关迁移与流动时间的问题仅涉及“五年前的常住地”；从而使我们无法判断在五年间的返迁人口状况。即使是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问卷中，也仅加入了1990年10月1日以后“来本县、市、区居住的时间”。但由于数据并未公开，因此，我们也无法了解1990年代前期返迁人口的状况。从方法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更多的是往返式的，因此根据时点式的调查数据推断历史事件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这一切，从总体上看，这种状况可以归结为，整个社会对流动人口的关注是集中在迁移与流动对迁入地社会的影响作用。而一旦迁移或流动人口迁出或流出迁入地，返回原迁出地，那么他们也就不再受关注了。 　　* 本文系郭志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5JJD840002）。 　　① 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定，那么，迁移人口包括了户籍迁移人口（或正规迁移人口）和户籍登记地未发生改变的流动人口（或流动人口、非正规迁移人口）两个部分。 　　② 当然，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已经可以进行再迁移者的判断与分析，但尚未有人做过。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我们了解返迁人口的状况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次普查的调查问卷中，不仅包含了“五年前常住地”，而且也加入了“何时来本乡镇街道居住”。正是基于这两个问题，再加上现住地，我们就可以据此判断返迁人口。具体操作过程见数据及方法部分。本文正是希望利用2000年五普全国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估计1990年代后期我国返移人口的大概状况，并比较返迁人口与现在的迁移人口、非迁移人口之间在各种人口、社会特征上的差异，最后本文还将讨论这三类人口在所从事非农职业上的倾向性差异。 　　 　　1 理论框架及研究目的 　　 　　古典经济学模型是假设个人的迁移决策以“个人预期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那么，从返迁人口来看，其返迁的原因就在于对“目前收入”的不满意而重新调整，或者说是没有达到第一次迁移前的那种“预期收入”而做出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迁移的选择性又能体现出它的作用。如果迁移者在迁入地处于社会竞争的劣势，那么他势必会调整自己所处的社会状态，而选择返迁。 　　新迁移经济学(Neoclassic Model)则将迁移决策因素归结为“家庭风险最小化”，即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作出的(Stark, 1984)。它与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区别不仅在于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的不同，而且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模型的理论发展。对于具有强烈的传统家庭或家族观念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言，这种理论是适合的，特别是中国。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如是否有老人、是否有小孩等）都会影响到人口迁移发生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