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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奴到债主 　　2014年春节，当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恭贺74万微博粉丝春节快乐时，他收到的绝大多数回复是：马上还钱！有博主写道：“假如美国早点还钱给中国，中美关系就能得到改善。骆家辉同志，你为啥不撮合一下呢？” 　　从这种理直气壮催促美国还钱的架势看，似乎美国人强迫向中国借了钱，而且耍赖不还。作为债主的中国人，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 　　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这确实不是小数。但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是中国政府从美国债券市场购买的，是完全自主自愿的，是为了外汇的保值增值。目前为止，并不存在美国赖账不还的事。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什么还，怎么还，有相关的协议在，按照协议办；不想持有，也可以去债券市场交易，出售持有的美国国债，根本无需逼着美国人还钱。问题只在于，这样理直气壮地逼美国还钱，假设美国真的一夜之间还清，你投资美债的预期收益是不是就落空了？ 　　回过头来看，一百年前，中国大量举借外债，那时候，中国是债奴。从此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对于外债没有好感。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处于负债状况，并且受到不公正的债务的压迫，心中窝火，相当正常。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是不借债的。但是晚清时候，局势的发展，逼迫政府要放下身段，借钱度日。但政府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向本国的臣民借钱，而是选择向西方列强借钱。历史上的王朝一向认为中国为雄踞天下中央的天朝大国，其他都是环拱在天朝大国周围的藩属之国，蛮夷之国。这种观念下。中国也不可能向外国借款。晚清时候，洋人用坚船利炮告诉清政府，大清并非天下正中的天朝上国，其他国家也不是他的藩属，大家都是平等的国家。尽管清朝非常不情愿，但是形势逼迫它承认了这样的事实。既然大家都是平等的国家，那么，国家向国家借钱也就没有什么太丢人的地方。 　　出于筹措军费而举借外债，是晚清外债的起点。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对于政府活动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收入约束了政府的支出冲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乱花钱的手有所制约。但是，这种财政政策的突出弱点是它的僵硬性。在正常情况下，收多少，支多少，并保持一定的结余，是可以的，但是遇到突发事件，突然之间需要大量财政支出的时候，就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了。在古代，最常见的需要大量花钱的突发事件就是战争。 　　为军费的外债，是晚清最早和最常见的，但晚清外债最大的用途，是为了偿还赔款，总数达到近8亿两。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根据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要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清政府无力偿还这笔赔款，只好向俄法、英德三次借款，总数达到3亿多两，分别为36年和45年，年利率倒是不算高，分别为4%，5%和4.5%。这样，每年需要偿还的本息达到2000万两，占当时清政府财政收入的25%。 　　晚清的外债中，用于赔款或由赔款转化的外债，占晚清外债总额的61%。为了偿还这些沉重的外债，清朝的关税、盐税等财政收入都被作为担保和抵押。 　　用于发展实业的借款，占晚清外债总额的29%。晚清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买机器、造抢跑、办海军、架电线、修铁路、开煤矿，发展近现代工业。其资金除中央和地方拨款外，主要来自海关税收和举借外债。举借外债用于实业建设，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时期一直不间断地进行。这其中，铁路借款无论是举借的次数还是借款数量，都是最大宗。从铁路兴建到1911年末清朝垮台，依靠举借外债建设的铁路总里数达到5192公里，占中国自建铁路的88.6%。当时铁路建设依赖的基本是外资。如果不举借外债，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化的铁路。 　　晚清外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行政经费，总共有59笔，总额4099万两。 　　考察晚清外债来龙去脉，可以得出结论，外债不是问题，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公债一般分为建设公债和非建设型公债。外债是公债的一种，当然也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建设型公债有“自偿能力”，也称为再生产公债，它可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可以创造更大的财富。比如举债修建铁路，可以通过运营收入偿还债务。非建设性公债也叫“笨重公债”，它完全是一种消耗，不会创造任何财富，只是对财富的浪费和消耗。晚清巨额外债中，用于军费、赔款和行政经费的占70%以上，只有30%不到的用于兴办实业。从结构来说，晚清外债大部分很难造福人民，它徒然增加人民负担。 　　相对于用于军费和赔款的巨额外债，用于实业的外债在晚清外债中的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不过与完全虚耗性质的赔款和军费相比，实业外债是自偿性的，是可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对于修建铁路，晚清保守人士一向坚执反对意见，认为铁路于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1876年英国人修建的吴淞铁路就在当地商民反对下，政府以28万两白银赎回后，将机车沉入江中。 至于举借外债修铁路，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只是在甲午战败后，洋务派认为战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