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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摘要：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关键词：郭绍虞；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A174?A6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论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的各种概念、术语迅速登陆并占领中国文论市场，学界惊呼“名词爆炸”，国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理论历程。西方文学思想的引入与解冻的中国文学不谋而合，共同导演了一场文学观念的大变革。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学科自律性加强，面对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国内学者发现中国文论日益被西方文论捆绑，离开西方文论便无法言说，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患上了“失语症”。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一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问题研究引向深入，《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进行研讨。这一问题的争论跨越了两个世纪，至今仍然是古代文论研究的热点话题。纵观这十多年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古代文论可不可以转换为中国当代文论？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古代，一个是现代性。现代文化与文学具有现代性，古代的文化与文学有其古典性，两者有一定的渊源，也相互排斥，这正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悖论所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化、文学之间到底有没有通约性，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争论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古今相通，可以进行转换，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怀疑，“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会脱胎换骨”[1]。二是如何转换？多数学者赞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转换的方法上。童庆炳认为“转化”较“转换”更贴切，并提出了“转化”的三大原则：历史优先、对话原则和自洽原则。钱中文认为应当将古代文论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思想提炼出来，使之融入当代文论中，成为当代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顾祖钊则认为当代文论的起点是现代性及理论与文艺实际的矛盾，因此应当用现代、世界的眼光来实现转换。除了上述观点，其他学者也就“转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谈到古代文论现代性转换的时候，不管是赞同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往往是把中国古代文论视为一个固定的范畴，这其实是忽视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言志到缘情，到明清的个性解放，从文以传道到清代阮元等人的形式论，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一发展与我们今天的“转换”具有同一性，古人的变化是在他们视野之内的变化，我们今天的变化是在现代性的视野内的变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西方的文化强势而过度担忧。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 　　 　　 　　收稿日期：2014?A2㈢；修回日期：2014?A4㈢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50002)；玉林师范学院2012重点项目(2012YJZD06) 　　作者简介：梁结玲(1972)，男，广西大新人，文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诗学 　　 　　 　　 　　中国。这一划分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大体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在中西文化交融频繁的历史语境下，世界的中国日趋明显，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创建其实就是一个现代性工程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学科分类的产物，也必然受到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其实，在学科创建时期，“转换”就已经开始，并在争论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目前，争论多于建设，笔者认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好好反思这门学科，在历史的追思中探讨未来的可行方案。 　　 　　一、异质的濡涵与重构 　　 　　濡涵是人类学的术语，指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接触过程中促使一方或双方发生变化的状况。从晚清到当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他者”，西方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濡涵的结果也不一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