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点 .docVIP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看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 　　摘要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珍贵的史料价值已为学者所认可。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曲文学作品和审判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曲若干特点。并对判决自身的文学特征及其对法律原则的影响作了一些论述。 　　关键词　文学；司法文化；法理：人情；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评书、弹词流传甚广。虽说是文艺作品，但从法制角度审视与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颇为切合。本文拟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收入文本和史书案例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略加探讨。研究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的若干特点。 　　 　　1　轻“法理”重“人情”，判决不拘泥于律条。 　　 　　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之《醒世恒言》第八卷的故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一个民事关系与刑事关系兼备的案例。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轻“法理”重“人情”的司法审判特点。故事说的是北宋景佑年间，医家刘秉义之子刘璞病重，刘妻欲娶孙寡妇之女冲喜。孙寡妇得知刘璞病重，将儿子玉郎假扮女儿嫁进刘家。玉郎已同善丹青徐雅的女儿定亲。洞房之夜，刘妻命女儿慧娘陪伴“嫂嫂”，二人一见钟情，做了夫妻。刘璞病愈，玉郎与慧娘之事被刘妻识破，掀起风波。隔壁李家又将此事告知了已聘定慧娘的裴家，于是几家扭打至官府。中国古代俗语云：“礼法出于人情，”又说：“人情大于王法。”历代法典虽规定法官依法断狱。定罪量刑。汉律规定：“监临部主，见知故纵”，法官“出罪为故纵，人罪为故不直”。唐律规定了法官审判不得超出诉状所控范围。“诸鞫狱者，皆须以所告状鞫之者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人人罪论”。《宋刑统》明文规定：“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但当人情与律条冲突时，法官往往体顺人情，酌情量度地便宜处罚，判决也不拘泥于律条。如宋代郑克所说：“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按照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原则，订婚即已承认婚姻有效，玉郎、慧娘已有定亲对象，构成和奸，触犯刑律。按《宋刑统》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依《明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慧娘不守贞节，与玉郎有私情为礼法所不容。裴九老要求官府重惩。乔太守问明原委后，认为按律条慧娘本应断与裴家，但节行已亏。让玉郎还了裴家昔年聘礼，裴家另聘他人，这是体察人情之举。刘家禀明玉郎已经定了徐家之女，乔太守将几对年轻人做了重新搭配，裴家子改聘徐女。并支取了喜缎，教三对夫妻即日完婚。这个看起来荒唐的故事，确实在当时法律环境下最合理的判决。而且乔太守这样的判决也没有违背立法原意。中国古代社会本来就是礼法结合，在“一准乎礼”的原则下，法官可以对法律适用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以乔太守与人方便，“人人诵德，个个称贤”，呼为“青天”。另据《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谢小娥智擒江洋盗”是一个女子复仇题材的故事，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这一特点。唐宪宗时豫章郡富商谢全一家在浔阳江运货遭遇强贼，翁婿被杀。其独生女儿谢小娥通过李公佐的指点破解了暗含仇人名字的诗谜，从此踏上了艰辛而渺茫的复仇道路。谢小娥女扮男装查访仇人，后混入申家商号，取得申兰信任，替他掌管生意和帐目。一日，趁申氏兄弟酒醉之时。谢小娥手刃申兰为父报仇。又对众邻居讲明全家被害的实情，与大家一起拿了申春见官。张太守查明事情原委，将群盗下狱。又对谢小娥说：“盗情已真，不必说了。只是你不待报官，擅行杀戮，也该一死。”小娥说：“大仇已报，死而无恨。”太守说：“法上虽然如此，但你孝行可嘉，志节堪敬，不可以常律相拘。待我申奏朝廷。免你死罪。”后圣旨下。申春等贼人处斩，谢小娥节行异人，准奏免死。元和十三年，李公佐再遇已削发为尼的谢小娥，感叹不已。作传载人《太平广记》，流传后世。这个故事的判决也是法官不拘律条，体察人隋的体现。唐朝时期有两个著名的复仇案例，即张绣与粱悦为父复仇的事例。张绣杀死诬赖其父谋反的仇人，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但裴耀卿、李林甫认为：“国法不可纵容复仇。”唐玄宗认为：“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可见玄宗认为复仇虽为礼法所许，但是违背了国家禁止杀人的法律，虽值得同情，但是不能赦免。一百多年后的唐宪宗时期，富平县人粱悦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投案自首。唐宪宗认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符合儒家经典。事后投案自首，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从轻发落，流配循州。两个案件都在当时社会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唐律疏议》这一封建社会的经典法典对复仇这个问题也没做出明确规定。谢小娥案件发生在唐宪宗时期，对比梁悦案，太守奏情朝廷对谢小娥从轻发落也体现了当时社会重“人情”轻“法理”的司法审判特点。 　　 　　2　司法人员非专业化，徇情屈法。 　　 　　差役是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直接执法者。古代文学作品对其往往持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