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与普世性看儒家文化现实意义.docVIP

从民族性与普世性看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从儒家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普世性两个角度出发，来重新审视和提升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儒家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又具有普世性。儒家文化传统只有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发挥它的普世价值，并且走向世界，才能完成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儒家传统文化；民族性；普世性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2－0091－05 　　 　　儒家传统的民族主义，蕴涵着种族、宗教、道德、理想等诸多的因素。儒家文化赋予了家族和国家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链锁。家即是国，国即是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宗族为核心，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建立起来。不仅如此，儒家文化还继续推下去，将国推为天下。把公天下的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如此一来。民族主义内接家族繁盛，外接天下兴旺，成为一股凝聚民族人心的文化力量，支持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发展。儒家的这一传统在当代新儒家那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对儒家传统伦理民族性与普世性的双重发掘，为儒家传统伦理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一、儒家传统文化的民族性 　　 　　从历史传统上说，儒家思想本身是以天下为旨归的，并没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大学》言：“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儒家思想里，国家与天下其实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由诚意而正心，由正心而修身，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以仁施政，以德服人，前后一贯，内外无别。显然，这是一种先进文化者的“王天下”的胸襟和气派。到了近代，由于强盛而先进的西方势力和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人眼界的打开，儒家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反倒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方克立先生在评价民国这几十年儒学的发展时说：“首先，它留下的是一种可贵的救亡图存的民族爱国精神，不甘目睹千年中国文化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而一朝覆亡、尽弃故常，力图说明它有无限的生命力并有其可大、可久的根据。它在今天的挫败，在于国人一意自卑而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因此当务之急是重新阐扬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及其中所包含的普遍的恒久的价值，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新儒家对民族主义的提倡，确实主要是从精神和文化的层次上人手的。其努力的方向有二：对民族文化的重构和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显然承接了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在文化上的认同，是决定是否归属于某一民族的核心要素。因此，民族文化被破坏，是他们切肤之痛，而民族文化的重建，是他们自担的大任。 　　近代，中国面临着各方面的危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尤其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健将对孔教及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自由主义者以全盘西化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颠覆，儒者们开始认真反思中国文化的问题，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的危机，是所有危机的根本。中国失去了民族文化，将是最为可怕。最为彻底的亡国。正如贺麟所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盂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当代的新儒家要担当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将儒家伦理的民族性充分发挥，充实中国人的精神，以此作为救国的手段。 　　虽然文化霸权是20世纪末的流行话语，可早在这之前，贺麟就把中国文化的危机提升到了文化殖民的高度，这仍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路子。儒者对民族文化极端重视，并试图以儒家文化来“儒化”西方文化，这条思路一直延续、影响到后来的儒者。 　　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新儒家对民族文化的强调还集中在了对民族精神的提倡上。新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儒教传统为中国人提供的最宝贵的是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现在已经日渐淡薄，需要强调并发扬。梁漱溟说：“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 　　张君劢有见于民族精神的淡薄，要“从教养人手，俾三万万九千人民咸认识甘为中华民族之人民”，由此他提出了恢复民族精神的一套方案。 　　他认为，要具有发达的民族思想，首先要使人民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亦即自觉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对照于欧洲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张君劢认为中国对外民族的宽容精神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因此，他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