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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摘要：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关键词：交易成本；农地流转；低市场性；微观经济行为；政府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F3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056-06 　　一、引言 　　农地的严重“细碎化”是中国农业的根本特征，而小规模的分散土地持有制――这是大多数人口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常常被认为是机械化、灌溉、作物保护、投入的有效配置等等的重大障碍（林毅夫，2011），从而是发展规模农业、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和农产品竞争力最大的障碍（Elizabeth brabec and Chip Smith， 2002）。 　　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从而形成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Wang J. R.，1996）。在制约农地流转的诸多因素中，产权制度是影响土地流转最主要的问题，只有完整的土地产权才能实现有效的土地流转（Joshua M. Duke and Eleeonora M. et al，2004）。对于中国而言同样如此。然而，在现有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在承包权和经营权意义上的流转和集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流转和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强。因此，农地的集体所有并不是农地流转和集中的根本性制度障碍。而农地严重细碎化状态下的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才是制约农地的流转、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源。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土地流转福利的增进，而且使得土地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Zvi Lerman and Natalya Shagaida， 2007）。 　　本文以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为视角，分析在农地严重“细碎化”和农业生产根本特征的双重制约下，农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生产方式生成中的农民个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职能，从而找到促成上述三种变革的发动机制和障碍因素，为一些地方农地流转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农地流转的经济激励及障碍 　　1.农民对农地的偏好及其行为 　　农地的流转取决于农民对农地的偏好，而农民对农地的偏好又取决于农地的职能。农地职能的发挥取决于以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的家庭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一般而言，农地具有三重职能：首先，农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使用者凭借对农地的占有可以获得维持生计和收入的手段；其次，农地是一种财产，围绕着农地的各种权益可以分割、流转和交易；再次，农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的功能（陈剑波，2006）。 　　在过去，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问题，因此，那时农地的经营是农民维持其生计和获得收入的唯一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明显且快速的变化。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强大的动力将农村中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或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吸收到工业和城市当中。当前，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而言，家庭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地或农地的经营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存依赖，甚至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完全脱离了农业。因此，农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以及财产性职能已经凸显出来，换言之，农民偏好于农地发挥除基本生产资料外的其他两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流转农地所获得的租金收入高于经营农地获得的农业收入，那么理性的农民必然要放弃农地，而乐于将农地流转给他人。① 　　2.出租方农民对农地的偏好及行为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进入工业和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逐年增多，农民与农地的关系发生了悄然且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业和农村，并将他们的农地流转给他人，或者干脆闲置自己的小块农地――撂荒。中国农业已经不再是过去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时代，相反，现在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产生了由“谁来种地”的问题。工业化的和城市的发展不仅抽干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甚至也抽干了本来属于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