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第四五代导演风格比较分析中国电影现状.docVIP

从中国第四五代导演风格的比较分析中国电影现状 　　[摘要] 中国第四、五代导演风格迥异，各有特色，他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丢掉”与“颠覆”、“人性的关怀”和“民族的反思”之上，造成他们的反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尤其是社会原因，主要是两代导演的人生轨迹和阅历不同，并从两代导演的这种风格差异中分析出中国电影现状是由于西方视角的迎合和文学性的缺失导致中国民族电影在“我性”中国和“他性”中国的迷失。 　　[关键词] 导演分代 “丢掉”与“颠覆” 人性的关怀 　　 　　 “导演分代”这种提法出现在80年代初《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一批风格独特震撼的影片后，这批新出的电影及导演有着相当明显群体化特征，因此，有人将他们分为“一代”，并由此向前追溯，按时代及群体风格特征和师承关系，分出了一、二、三、四、五代导演，如今甚至又有了第六代、第七代导演。 　　就目前来看，分代的标准不失为分析研究中国电影历时、共时发展的最直观易行的方法。因此，笔者即用此方法来对第四代、第五代导演进行浅显的比较研究，分析他们在群体创作上的不同特征，并探讨其产生原因，尤其是社会原因，由此对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 　　 “丢掉” 与 “颠覆” 　　“衡量一代导演的价值与贡献所在，应该看他们为电影带来了什么，伴随第四代导演的成长，中国电影话语出现了新的词汇、新的观念”[1]，他们提出了“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拐杖”，要打破从张石川到蔡楚生以来银幕上的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结构，他们是力图创新的一代。 　　第五代继承了第四代的创新精神，并发挥到极致――他们要颠覆传统！他们用沉重的民俗题材和夸张的视觉、色彩等影像造型，对依然是温婉的风格传统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人性的关怀” 和 “民族的反思” 　　第四代导演提倡纪实风格上，影片的内在气质仍然是与前一辈一脉相承，它们是蕴藉、温婉而又含蓄、深沉的，像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用简洁、凝练的语言，精心营造出诗化的境界，饱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吴天明以深沉、饱含忧患意识的目光观察生活，拍出《老井》、《人生》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深沉思考的影片。他们着力于揭示人的个体尊严、价值、人性的失落与吁求，“人的觉醒”成为他们影片的一个普遍主题。 　　而与之相对应，第五代电影的题材大多是宏大、沉重的。他们以民族、民俗题材起家，拍出《黄土地》里落后愚昧的人性与民族性，接下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边走边唱》等都敏锐、深刻、痛心疾首甚至残忍地展现出古朴民俗的奇特景观，揭示出人的复杂性，批判了民族的麻木和愚昧。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别呢？笔者从两代导演生平、经历入手，进行考察： 　　第四代 　　吴贻弓，1938年出生，浙江杭州人；1956年（18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担任孙瑜、沈浮、吴永刚等人的助理导演；1977年重返上影厂，担任《于处无声》导演。 　　黄蜀芹，1940年出生于上海；1959年（19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4年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77―1978年在《天云山传奇》中任副导演。 　　谢飞，1942年生于延安；1960 年（18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6年留校任教，导演《青春红似火》。 　　滕文骥，1944年生于北京；1964年（20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9―1973年进入解放军第65军锻炼。 　　张暖忻，1940年出生于呼和浩特；1958年（18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第五代 　　陈凯歌，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1978年（26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导演；1984年导演影片《黄土地》。 　　张艺谋，1950年生于西安；1968年初中毕业到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1978年（28岁）被破格录取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1983年担任《一个和八个》摄影师；1987年导演《红高粱》。 　　李少红，1955年生于北京；1978年（23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见习律师》副导演。 　　田壮壮，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中学毕业赴吉林省镇赉县插队劳动； 1978年（26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0年导演《我们的角落》；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2] 　　从以上两代代表导演的生平和早期经历来看，第四代均出生于40年代前后，漫长的10年浩劫经历，使他们将10年中受到的磨难以过来人的宽容、成熟、平淡哀怨缓缓舒发出来，像《天云山传奇》、《乡音》、《苦恼人的笑》等。他们的思索深沉而含蓄，平静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