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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英语”的特点看时政用语的翻译技巧 　　【摘要】本文从中国英语的特点入手，阐述分析了中国英语表达方式的产生，以及如何正确翻译此类具有中国特色的时政用语的表达。 　　【关键词】中国英语；时政用语；翻译技巧 　　【中图号】H315.9【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123-02 　　 　　随着世界学习英语的浪潮不断高涨,英语的国际化的趋势也逐渐形成。然而英语的迅速国际化,必然引起英语广泛的本土化(nativization)。各种带有地域色彩的“英语”不断发展,在本地本国的对内或对外交际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充分实现英语跨地域文化的交际作用,各地人们对其各种变体及其承载的文化现象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作为在中国的一种变体,中国英语也逐步受到关注,尤其是进入21世纪这个新时期,短短两三年里,学者们对中国英语的关注也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焦点放在探讨中国英语的存在与否上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来说，都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将中国的文化、政治、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恰当的转译为其他语言，让世界各国的人们能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成为了当代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然而，当我们用英语去描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时，会很容易发现从英语词典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的表达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意识 　　形态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1中国英语的产生及其概念的提出 　　 　　当今世界，英语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语言，而与此同时，英语的迅速国际化也必然会导致英语广泛的本土化(nativization)。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异，然而具备相同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使用某一语言时，其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又必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由此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变异语言便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变体。而人们对英语诸变体在语言、社会、文化以及认知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国际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众所周知，英语的各种变体被划分为内圈英语(the inner circle English)如：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外圈英语(the outer circle English)如：菲律宾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等，以及扩展圈英语(the expanding circle English)如：日本英语、埃及英语、中国英语。被划分为扩展圈英语范围内的中国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中文为本族语的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由于受到汉文化、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而创造出的一种带有明显汉语特色的、不同于标准英语的英语表达方式。 　　在我国，最早提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的人是葛传规先生。葛老于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应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是新中国或旧中国，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在文章中，葛先生列举出一些事例进行说明，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s）,“翰林院”（Hanlinyuan或Imperial Academy ）,“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赛先生”（Mr. Science）“德先生”（Mr. Democracy）,“白话文”（baihua wen或baihua ）“双百方针”（Two hundred policies ）,“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 ）,“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 ）。由这些事例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英语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中式英语)，而是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经解释，不难懂得。”此中国英语概念首次被提出后，便陆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中国英语进行定义。从1991年汪榕培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到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再到后来由贾冠杰、向明友进一步指出的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等等。我们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不难得出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