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阐释学角度浅析归结论对文化派误解.docVIP

从阐释学角度浅析归结论对“文化派”的误解 　　【摘 要】在翻译研究领域从语言研究层面进入文化研究层面的时期，文化学派为翻译研究带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春风”，为翻译学的发展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代表语言研究学派的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脱离了文本，极大限度的挑战了传统翻译价值观。该文从阐释学角度针对归结论对“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的误解进行分析。 　　【关键词】误读的合理性；归结论；“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 　　国际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层面转入了文化研究层面，使研究从文本内转向了文本外。正当文化派在翻译研究领域轰轰烈烈发展之时，归结论的相关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与批评。但即便如此，笔者对其认为文化学派脱离文本，间接支持了“乱译”这一看法有些不同的理解。以下就从阐释学角度进行分析。 　　一、关于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阈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1992）。正所谓“诗无达诂”，不同的读者由于个人阅历、所处环境和文化的不同，再加上个体本身的差异性，对同一首诗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诗不存在其他的理解可能，只是对于不同的读者它呈现了不同的意义，其他存在的可能相对处于隐形状态。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张德让 2001）。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在自身理解上就会有不同的见地。其本身不同的“前理解”就预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性。其次，译者作为原文的“代言人”在向译语文化读者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在其翻译中带有个人理解，或许在无意之间便导致“误读”“错译”。 其次，译文的读者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上不免又会结合个人“前理解”生成第二次“误读”。 甚至，有些读者（包括译者）对作品理解是原作者在创作之初都没考虑到的，但却助成了翻译作品的成功，使之获得新的价值。在伽达默尔看来，根本就无所谓历史的真面目，理解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理解者总是带有自己的偏见，并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Munday Jeremy 2001）。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本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文本和阐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阈”，因此，理解不是简单消极的复制文本，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张德让2001）。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阈，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阈。两种视阈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境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阈”。因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两种视阈的碰撞与磨合，形成新的视阈，亦或者是一种视阈对另一种视阈的取代（1992）。由伽达默尔的观点看来，作品的重译很有必要性。重译不意味着过去的译作就是毫无价值的，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解者的视阈有了新的变化，译者需要让原作的视阈和具有时代氛围的新视阈之间做出新的碰撞，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译作。 　　二、归结论对误读合理性的误解 　　前面在“理解的历史性”中谈到了翻译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误解”“误译”。关于误读的合理性，难免使人误解，和“乱译”搞混。归结论针对“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对文化派提出质疑，认为“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随便怎样搞都行”，将误读的合理性主观化降低了门槛，对其翻译实践的活动本质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文化派）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关系，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先人生活的世界里，文化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文化派的这一判定本身无错，却不是科学的判定，只是简单的经验归纳（赵彦春 2005）。” 　　三、阐释多元性的合理性 　　其实从阐释学角度来看，以上观点不过是对阐释多元性置换了阐释有效性观点的认同。但事实上伽达默尔是主张把注意力放在文本本身的主题上，即把精力集中在文本对后来的阐释者所表达的意思。 　　他认为翻译首先是一种哲学解释学对话，它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而不是译者与作者对话。对母语文本的阅读理解解释同样也是对话，但惟有对外语文本的阅读理解才更好的体现了对话的性质。文本始终是译者的出发点，本质上是区别于其他文本的。如鲁迅曾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淫，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