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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象学角度分析17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 　　摘 要：分析17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并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解析了这种变迁的缘由，指出形象学关于“注视者”文化的关注对西方中国形象变迁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主客体的互动机制，即形象对客体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形象 中国形象 变迁 主客体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3-0095-02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培育基金“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冲突研究”（SXP2010-03）；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李睿（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海外汉学研究。 　　一、序言 　　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中一直错综复杂、变化万千，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丑陋的。历史长河里，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不断地演绎变化着，经历了从14世界以前东方游记里的物质极其丰富的契丹，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所描绘的中华帝国，再到17、18世纪为满足西方政治改革而出现的“乌托邦”式中国，最后是19世纪以来“停滞的帝国”和至今还在翻新的妖魔化的中国形象。每一种形象都是但也都不完全是中国当时真实情况的再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叙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却更多地表达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折射出的是形象塑造者（西方）自身的欲望。比较文学形象学正是研究这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学问，能够很好地诠释西方视野中中国形象的变迁问题。 　　二、17世纪以来中国形象的变迁 　　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但它并非是现实的复制品，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重组的形象，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因此，中国形象的变迁要研究的是海外汉学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让?莫哈认为在对异国形象的描述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乌托邦”，一种是“意识形态”。前者通过异国形象的相异性，来批判自身的文化。后者从自身的起源、身份去解读异国，强化本群体的身份，目的是利用其本身的身份去批判被描写的相异性。这两种类型的实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判断和确定被塑造的对象。中国形象也正是在这两者的张力之间变迁的，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内容进行取舍的结果。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在经历了过分传奇之后来到了17世纪的“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他者”。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风靡一时，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儒家思想，展示了一个非神性宗教权威的理性世界。反对教会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中找到了尊重理性、道德，反对迷信的理念。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赞美中国有最高度的文明，道德败坏的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学习仁政德治模式。他说：“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还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是远胜于我们的。”启蒙运动的杰出先导伏尔泰提倡以中国为理想国，认为孔子相信道德，而非宗教迷信。启蒙思想家们努力在儒家学说“理性”中寻找和阐释自己的理想，其目的是要反对欧洲当时的宗教世界，抨击欧洲社会的黑暗，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他们把中国看成是绝对优于自身文化的东西，这是极具乌托邦色彩的形象，中国幻化成了一种改造自身社会的力量。这种“中国热”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中期。 　　到了18世纪中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西方带来了物质财富，使西方增长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落后、停滞的专制帝国形象，以致用“支那”这种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词汇称呼中国。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声誉一落千丈。20世纪初，中国从一个停滞的帝国形象又变为一种妖魔化的形象，即黄祸论，可怕的义和团运动让西方人产生了极端的恐惧，这就是黄祸的由来。之后西方各国开始著书立说或推行法律排华，有些国家甚至出现捕杀中国人的事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正是中国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时期，民不聊生，何以祸乱世界？这其实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掠夺之后担心报复的一种恐惧心理，是殖民者的虚假理论。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威胁论出笼，它其实是“黄祸论”的延伸。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很大部分是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方面来阐释“中国威胁论”的，认为强大的中国必将是美国的天敌。事实上是西方假设中国对他们有威胁，这样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压制中国、中伤中国。 　　三、中国形象变迁的成因 　　17世纪以来，中国形象经历了乌托邦化，进而丑化，又妖魔化的过程，这些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中国，而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