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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权威”的角度探讨传统势力改革的困境 　　摘 要:本文尝试从“政治权威”与“社会群体”这一关系层面展开对“晚清改革”的探讨。作者认为“政治权威”是传统落后国家成功推行改革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源,晚清政府七十年来从未走出改革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社会群体”离散关系的冲击下而导致中央“政治权威”的丧失。 　　关键词:政治权威丧失;社会群体;晚清改革困境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0-0038-02 　　 　　落后国家依附传统政权势力开展改革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毕竟它缺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改革产生所必要的社会自我修复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落后国家的改革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开展过程,因为这有利于通过自身“政治权威”的影响来重新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能够保证改革有序的进行,最终达到统治者的改革目的。近代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其成功的典范。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府,在近代七十多年的统治历程中也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同光中兴”的改革一直到最后五年的“宪政改革”无时无刻都打着传统势力改革的印记。但是,晚清政府的改革效果并没有像日德最终走上现代化的成功轨道,那么中国的改革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过去有学者曾从“清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和“政府合法性危机”等角度来展开思考。通过拜读前辈们的文章,笔者发现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仍旧是一个空缺。基于这一思考,本文尝试从“政治权威”与“社会群体”这一关系层面展开对“晚清改革”的探讨,提出本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政治权威”的树立离不开社会精英阶层广泛参与 　　 　　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确立是离不开社会精英阶层的参与和扶持,传统中国政治内部的核心是君――臣上下级别关系的官僚体系内部。而这里的“臣”主要指受传统文化熏陶下所构建出来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他们是维护传统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在当时确实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主体,对于改革的态度既有反对也有支持,或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之上。但是,游离于传统政治之外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要求国家改革的意识更是非常强烈,甚至会采取激进的方式以求得实现。这类精英阶层虽然对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整合方式表示强烈的不满,甚至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排斥,但是他们早期对传统政权的依附关系并没有完全的消逝,反而成为了传统政权的保护者,譬如维新变法运动、晚清新政和后来的宪政改革都体现了这一层面的关系。但有趣的是,晚清政府对体制外的精英阶层并没有主动地吸纳,不是有限制的利用就是完全的打击,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国家建设的参与者看待,最终导致他们对传统政权失去信心。因此,晚清政府“政治权威”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民众的信任危机,这也是导致它在改革中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晚清政府的改革举措与社会精英阶层的对立导致没有真正树立起自身的“政治权威” 　　 　　有学者提出:“政治权威能够存在,一方面是民众服从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国家军事暴力机器提供了可靠保障。一旦国家军事暴力机器失灵,使政府失去了强制力,那么就无法保证社会民众对法律和命令的服从,更谈不上这种服从是出于‘强迫’,还是‘自愿’,权威的合法性必然要丧失。”①在这里,笔者不免有一个想法提出质疑:“政治权威”的存在与“拥有权威的政府合法性”有着必然的承接关系吗?晚清政府经过为期三十年“洋务运动”的调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家与地方权力的分散性越来越明显,国家的政治权威确实受到了很大地冲击。但是,晚清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质疑,否则维新派、立宪派也不会把改革寄托在一个没有“合法性”政府的身上。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导致晚清政府的“政治权威”没有树立起来,从而牵连到其改革的成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改革措施的不利(或错误性的导向)导致了“政治权威”的丧失,随后又反作用于根据改革自身所需要的条件与机遇而变更改革措施,这种恶性循环的因果关系最终使晚清政府的改革陷入了困境。 　　“政治权威”的树立离不开社会精英的扶持,传统政府的改革措施应该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以便更好地纳入到体制中为其服务。但是,晚清政府的改革措施往往是在触及社会精英阶层利益的前提下出台并赋予实施的。譬如从教育改革层面上看,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仕渠道,割裂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联系。由于他们缺乏传统政治的保护,加上谋生也成为了一个问题,因而对晚清政权的离心倾向更为明显,更谈不上“政治权威”的维护;加上后来新学制的出台,广大乡村精英阶层受其影响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流动资源。原先城市中的人才内耗并没有完成,这时又涌进大批的乡村精英,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相对过剩”的现象不仅造成了乡村社会人才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