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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益视角审视独立量刑程序的司法价值 　　作者简介:干红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实现定罪的准确性与量刑的合理性是整个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如果把定罪与量刑的作用进行对比,两者似乎是一种程序与实体的关系,定罪就是程序,用以辅助量刑实体正义的实现。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罪名的认定与量刑轻重都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由于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宽泛,在量刑问题上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更大,相应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也就更迫切需要有效的约束机制。同时,我国当前法庭审理程序的核心是定罪,量刑则成为定罪的附庸,这也成为量刑公正实现的重要障碍,从而被学者所诟病。为此,如何从程序上确保量刑实体问题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对独立量刑程序所蕴涵的价值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 　　 　　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是量刑本质的外在反映,是人们对量刑本质认识的结果。因此,同一本质的量刑可能出现不同人群的不同评论,有不同的价值观。要正确地理解量刑的价值,首先要理解价值的内涵。价值一词意义丰富,人们对它的理解不一样。它最初源于经济学中,其含义:一是指交换价值事物所含的劳动量;二是使用价值事物的有用性。后来运用到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中,具有多种含义。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这一概念表明人是价值的主体,离开人的主体感受,无法去理解价值的存在。其次外界物是价值的客体,没有外界物就没有价值的对象。第三,人与物的关系是产生价值的源泉,人与物不发生联系,不相互作用就不存在满足主体需要问题,就无从谈起其价值,这是价值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法的价值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这就是说,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是有价值的。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也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 　　研究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应以此为指导,要以独立量刑过程说明其自身善与恶,要以结果来说明它的目的性。有关诉讼程序价值的理论,最初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法律学说。19世纪早期,英国学者边沁开始了对证据和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法律程序价值的一般理论,并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程序法的价值目标以及功利原则对法律程序的制约等问题首次进行了分析。西方关于诉讼程序价值的理论学说主要分为两类,即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程序工具主义理论视程序为追求外在目标的手段,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则把诉讼程序看作自身价值的运行过程。其中,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又可划分为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和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为边沁所积极倡导,他主张“实体法应当首先被制定出来,否则程序法将毫无意义”,“实体法之唯一正当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除非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由于任何一个公民都享有不受错误审判的“道德权利”,而对一个公民进行错误审判则意味着对他们权利的忽视和侵犯,因此,相对工具主义程序论者主张要按照“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给予公民以公正审判的机会。他们充分认识到,要获取对实现实体法目标有用的判决结果,就必须有一个具备公正性的法律程序加以保障,这样就突出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2]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对法律程序的价值从其内在的非工具主义角度进行探索,特别重视诉讼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认为一项诉讼程序要比严格的实体规范更为重要,它应当确保诉讼各方都参与到审判活动中来,成为程序的控制者而非诉讼客体。总而言之,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法院的审判活动只要按照公正的程序进行,就能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而对于是否能够确保实体法目标的实现则在所不问。[3] 　　在分析西方诉讼程序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陈瑞华在其《刑事审判原理论》一书中设定了三项刑事程序价值:(1)内在价值,即程序自身符合正义要求;(2)外在价值,即程序因具备产生公正结果的能力而具有工具性;(3)次级价值,即程序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这一价值标准对于前两者而言居于次级地位。独立量刑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同样可以分为目的性价值(即程序内在价值)、工具性价值(即程序外在价值)和效益价值。而且,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也已经不可能表现为单一的目标追求,而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体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