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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 　　摘要：基于变异学的理论，追求同源中的变异，将形象学纳入变异学的研究范畴，以解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此基础上审视形象研究中被遮蔽的变异，从无法实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身上探讨异国形象变异的原因，同时揭示这种变异是误读的产物，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变异学；异国形象；社会集体想象物；误读；套话 　　中图分类号：10―03，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3―0121―05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它脱胎于影响研究，长期隶属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然而，形象学学科归属是否得当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1999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形象学归于追求实证性研究的法国学派是否得当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谢弗莱尔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一问题。这种困惑同样体现在比较文学教材的编写体例上。杨乃乔主编的教材虽然将形象学纳入影响研究，但却认为形象学包括了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所以，它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陈悖等主编的教材则干脆将形象学归为平行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同样，叶绪民主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也将其划为平行研究：“形象学主要探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成因。”却又强调影响研究的实证性对于形象学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种模棱两可的困惑与尴尬，实际上折射出形象学学科属性的不明确性。在国外，长期处于影响研究名目下的形象学，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异国形象，为什么在中国却遭遇了如此的尴尬与困惑？显然，此中大有深意。 　　我们认为，形象学应当重新归类为变异学，因为在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语境下，异国形象的塑造会受到诸如历史、审美、心理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此与真实的异国大相径庭，于是将形象学纳入影响研究的合理性不可避免地遭到诸多质疑，只有归类为变异学，才能得其所归焉。 　　2005年，在出版的《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我们就将形象学从影响研究的体系下剥离开来，首次将它纳入变异学的研究范畴，这样做的学理依据是基于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与追求可实证的影响研究不同，变异学追求的是同源中的变异性，异国形象属于对他国的文化或社会的想象，积聚着深刻的文化沉淀，是无法按图索骥去实证的，必然会产生偏离异国原型的裂变。我们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审视异国形象，立足“异”的形象研究，便会发现形象研究早就涉及了当时尚未被察觉的变异，无论是与之相关的集体想象物还是套话都能从中找到异国形象的变异因子。因此运用变异学理论恰当地解决了形象学学科归属不当的问题，使得形象研究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中突围，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比较文学新视野。 　　一、被遮蔽的变异：形象研究的缺失 　　早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和科学主义精神盛行的法国，主张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就发现两国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文学中的他国。在法国文学的先驱者斯达尔夫人看来，形象问题应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等层面糅合在一起加以关照，她特别推崇异国风光与异国情调便是例证。而师承斯达尔夫人文学思想的泰纳注重民族意志、心理以及性格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对后来的形象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被公认为形象学奠基人的卡雷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谈到他国形象就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异国形象蕴含着一定的想象力，标示着个体或集体强烈的主观印记，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很难予以证实，因而这种影响关系不完全具有实证性。而基亚进一步阐明了卡雷的观点，他的《比较文学》专设一章“人民眼中的异国”来探讨异国形象。他沿袭影响研究的传统思路来研究异国形象，坚持准确地描述异国形象的流传需要依靠确凿的文学事实，事实罗列和对比是研究异国形象的根基，这种形象必须是明晰和确定的。但他也意识到了形象研究应转向，“不再追踪研究使人产生错觉的一般影响，而是力求更好地理解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的。”“个人和集体意识”混合着情感和主观的色彩，事实联系无法轻易获知，影响的边界并非明晰可辨，而民族神话的产生和发展却是仍然试图追踪溯源。卡雷隐隐约约察觉出形象研究的缺失，却无法找到最终的突破口。 　　由此可见，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