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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内涵、逻辑及其方式的转换 　　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际上将政治参与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升级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方式等方面深化了社会治理内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于社会的整合、渗透，实际上经历了义务服从型社会管理、权利参与型社会治理历程，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升级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其变迁不仅折射了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更是暗含着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以及权力观的现代转向。 　　关键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解放政治；生活政治；权力观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7-0060-08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就从社会治理的主体、目标以及治理的方式上，廓清了新时代社会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以及为谁治理的理论难题，指明了“共建共治共享”既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也是衡量社会治理效果的标杆，从而将政治参与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升级为合作、共享层次上的社会治理，实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既是基于当前社会实践的需要，立足于时代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又是对原有理念、观点的继承与创新。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理念。一方面既是立足于社会治理对于原有的社会管理的替代性升级，强调对于社会利益分化、社会主体多元的政治性吸纳，从而实现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有机平衡，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进而维护党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社会治理向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转变，并不是简单地以多元主体参与替代单一主体管控，更重要的是要凸显社会内在的总体性与有机性，从而在强调治理主体平等的前提下，以合作的扁平化、网络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共享。因此，它更多地折射出我们党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变迁，涉及到公民个体、组织的权利性维护以及公权力结构性调整与扩散，反映了党和社会之间的政治性张力。 　　一、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内涵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耦合作用和?m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1]，基于此，必须对社会内部进行规范性整合，形成社会价值共识，缓解社会矛盾。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社会整合也是一个通过权力自上而下进行资源汲取、分配，并形成国家共识，提高治理绩效的过程。因此，公权力对于社会的整合，必然会经历一个变迁过程，具体到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实际上要经历一个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并进而升级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过程。 　　社会管理是在社会未发育完善的初级阶段，针对社会存在的价值混乱、利益冲突，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以及强有力的政治灌输，从而在实现社会内部一体化的基础上保证公权力对社会的一元性资源提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社会自身的保护性功能不足，从而使得社会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商品理性，既催化了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与合理性，也要求党对于社会的整合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引发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社会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性，通过拓展政治参与渠道、保证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化。 　　简单来看，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都是通过各种体系化的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输送、反馈的规范化，从而将差异化、复杂化的社会主体性要求与党对于社会的合法性、有效性需要保持动态的平衡，进而推进党对于社会的有机整合。而新时代社会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成果上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具体如下： 　　（一）治理主体的“共建” 　　新时代，之所以强调社会治理的“共建”，就是注意到之前社会管理，实际上忽略了社会作为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有着自身的独特价值，而社会治理，仅仅强调参与意义上的政治动员，也使得社会丧失了在实际国家治理过程中决策者、组织者的定位。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在党与社会进行合法性、有效性的互动过程中，党其实是作为整合议程、目标的中心，实际上无形中消解了社会作为有机体的活力，使得社会主体的价值无法实现。因此，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共建，就是要改变以往控制、参与逻辑下的主体性价值不彰，实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全体系的“共建”。具体来说，要通过信息共享、决策共治、责任共担的机制，尝试探索社会组织与党政机关进行业务整合，以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为切入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资源提供上的优势。同时，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治理上， 以信息公示、决策公开的形式将社会组织、个体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中去，开放社会治理的决策、组织、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