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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场景下的审美行为研究 　　摘 要：“面花”是指以小麦粉为原料，通过起面、揉面、造型、蒸制和上色等几道工序而成的民间艺术品。在日常生活中它被看作是社会物，但是进入仪式场景后就转向审美的范畴，成为审美对象。仪式空间中的人对其进行审美感知，并且把自身的情感转移到“面花”所塑造的形象中，这个过程对仪式产生了作用。本文以“行为”为切入维度，采用田野调查与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关注围绕“面花”所发生的所有行为，通过对仪式场景中“面花”的使用过程的相?P分析，解析民众如何对“面花”进行艺术性的表达？这种艺术性的表达如何在仪式中起作用？仪式中的反馈如何反过来影响民众的生活？ 　　关键词：“面花”；仪式场景；审美；行为 　　程公村是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管辖之下的一个普通的村庄，1000余人，占地1223亩，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和玉米，村子的布局呈网格状，由6条路和4条街道组成，房屋沿街而建，街道规整，四通八达。“面花”的制作受到当地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晋南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较适合小麦的生长，面粉的供应有了保证，为“面花”的制作提供了原料的保障。 　　本文所讨论的审美与贵族化的艺术传统和精英化的审美趣味是存在差异的，文中的审美指的是在特定地域环境、地方文化机制和传统行为方式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对民间艺术的审视，趋近于人类艺术的源初性状态。这是一种在道德规范和信仰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此过程产生于具体的情境之下，产生的意义更为广泛，内涵更趋复杂，不但联系着当下的现实与过去的信仰，也表达了个体的生命诉求与人生关怀。 　　“行为”是一种研究的切入维度，指围绕艺术作品的呈现而采取的行为的一个过程。美国民俗学家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OwenJones）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物质行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不仅包括个人制造的物品，而且包括制作者构思、制造、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过程”。关注“行为”不仅可以探讨艺术品本身，还可以突显出艺术活动中的“人”以及从艺术品和行为中体现的意义，在这一活动中，艺术品的创作者或使用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并且使其中发生的感知、情感、经验、判断、评价等能够得到微观的描述与分析。 　　程公村的仪式活动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在具体的仪式中存在着一个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小型的关系网络，而在这个关系网络中，血缘起着主导的作用。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是人们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1]郭于华认为，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有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2]仪式场景为其中艺术的展开限定了一个整体结构框架，包括具体的时效性和严格的程序性，所以对仪式场景的研究，一是当“面花”作为审美对象时它是如何被感知的，在感知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意义？另一方面，要在仪式举行的时间和空间中理解“面花”自身的形象作为意义的载体，在仪式中是怎样被使用的，家族中的各方力量是怎样通过“面花”来表征自己身份和传达意义的。 　　第一，仪式中的审美：李公的葬礼。仪式开始前先要搭建灵棚，搭建灵棚的材料是一种特制的布，由专人在上面绘制出理想中天堂的样貌，然后搭建出一个特殊的空间，像是一间屋子。屋子中间摆放祭祀的祭桌，出殡当天早上，灵棚中间的祭桌就要摆上供品，前后依次放有雕花蜡烛、四包、四卷、大食、花食、点心、水果、干果、油食、四碗菜和靠近棺木位置的两排花食。 　　前排的花食由丧主家自己制作，一共四对，分别是面捏的“青狮”“白象”“老虎”和“花鹿”，村落中也有蒸“龙凤”“仙鹤”的。若家中两个老人先后去世，在后一位老人的葬礼上则蒸“龙凤”。后排的花食是由死者女儿带来的，这是乡俗，代表女儿对父亲的祭奠和怀念。主家制作的花食色彩非常的典型，乡间将其概括为“青狮、白象、黄老虎”。狮子就突出青色的身子，老虎则是黄色的身子，大象则保持面粉的原色，花鹿是大红的身子，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做法。 　　仪式开始后，整个灵棚变成一个死者亲属宣泄情感的空间，而祭桌突出位置摆放的两排花食则成为葬礼仪式的符号，不仅用它们本身塑造的形象传达意义，也承载着亲属对死者的情感，这种情感还会蔓延到整个仪式空间，感染围观者。在这个意义上，“面花”从无使用价值的社会物转变成仪式的符号进入民众的视野，继而成为审美感知的对象。 　　当主体进行审美感知的时候，此对象就成为审美对象。欣赏者对“面花”的审美感知发生于仪式空间中，“面花”作为仪式用品有着它本身的社会性，作为审美对象又表达着自身的主题，并在与审美主体的情感交融中升华了仪式的意义，影响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因此，它的社会性和艺术性是它存在的两个方面，互相重叠，互相融合。 　　在葬礼中，“面花”塑造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