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研究.docVIP

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的研究 　　18世纪时，中国古典戏剧开始远涉重洋，传播到了遥远的欧洲。《赵氏孤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走出国门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人们对它改编和研究的热情始终不减。其中，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就改编了这部元代的悲剧，名为《中国孤儿》，它不但展现出两种文明的冲突，更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思考，表达出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信仰和对中国精神文明的仰慕，使个人自身的价值观得以体现。由此《中国孤儿》剧在我国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一、伏尔泰对《赵氏孤儿》改编的四个方面 　　《赵氏孤儿》（以下简称《赵》）与《中国孤儿》（以下简称《中》）在文化意义上相互交流和影响，事实上是一种多层次上的“对话”，而为了更好地阐发和更清楚地认识这两部戏剧间的不同特征，下面就改编的四“步”曲进行描述，挖掘出“对话”的内涵。 　　（一）情节取材：核心相似却更为简化紧凑 　　两部戏剧虽都以“搜孤救孤”为核心内容，但是《赵》剧的弄权、陷害、搜孤、托孤、救孤、养孤、报仇等一系列复杂的情节使得内容过于纷杂，戏剧展开时间过于冗长，不符合经典的西方戏剧观念“三一律”；而其中涉及的公主为保住孤儿自杀，门将韩厥、公孙柞臼舍生取义，程婴舍子成仁等壮烈场面，对于崇尚中国文化以及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哲学理性主义者来说过于悲惨。因此，伏尔泰运用古典主义美学标准进行了第一步的改编，他只采用了原剧的“搜孤”与“救孤”两个主要情节，把故事的展开精简到一昼夜。 　　为了弥补《赵》剧“缺乏感情的发展和风俗的描绘”，以展示“鞑靼人、中国人的风土习俗”，使主题更为丰富多变，他另辟蹊径，融入成吉思汗与其昔日爱慕的伊达美之间爱情纠葛。与此同时，将故事的社会背景分置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把《赵》剧所处的春秋时期，改为元朝初年，以崇拜武力征服的成吉思汗惭愧自悔，在让臧惕夫妻团圆的同时，更归还先王之子交为抚养，自立学做一个“以文德为先，讲正义，阐扬理性”[1]的人作结。戏剧经过这样的组合削改，情节简化，却更为缜密，增添了法国18世纪的启蒙主义色彩。 　　（二）人物塑造：从“人性”角度展现西方文化 　　在人物安排上，伏尔泰进行了第二步改编，作为主要人物的屠岸贾变成了成吉思汗，作为核心人物的程婴变成了臧惕与伊达美夫妇。在《中》剧中，成吉思汗暴烈残酷，谁招恼了他，他就要“直杀到天的尽头”[2]，出乎意料的是，伏尔泰没有沿用《赵》剧中“在二十五年的等待后，孤儿长大成人为家族报仇雪恨”[3]的片段，情节就在成吉思汗的“人性”觉醒后戛然而止，“血债血偿、杀身成仁”的观念被有意隐去，使之带有否定的意味，体现出西方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宽恕包容”思想。戏剧最后以伊氏与成吉思汗的对话作结――“叫你这样转变的是谁？你们的道德”[4]，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由神而人，要依赖启示的悔与他力救赎，而能够拯救这一切的，正是爱，也唯有爱。 　　在剧情发展中，臧惕夫妇一直处于措手不及的被动状态，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艰难的磨练与考验，但是他们没有被击垮，反而越挫越勇，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在国家危难存亡的灾难面前，他们不再顾忌自身安危，直面敌人，能迅速地做出“动手吧，争取自由”、“我先自杀，你学我。先杀我……”[5]舍身取义的伟大抉择，没有《赵》剧中程婴的迟疑，这对夫妇作为亡朝遗臣，不但尽忠尽义，更是尽了复兴国家民族的伟大职责，这是人性自觉精神的绝佳表现。而这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自由的神圣维度，强调了一切善恶都来自于自由意志，并非是东方形而下的纲常伦理的处理法则。 　　（三）矛盾主体：从忠奸斗争升华为民族矛盾 　　纪君祥的《赵》剧中武官屠岸贾恃宠而骄、狡黠残暴，而赵家历代忠臣，忠心为国效劳，介于文武不和，屠岸贾费尽心机想除去忠良，企图独霸朝堂，而公孙杵臼等人感于赵家的大义，挺身而出保护孤儿，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构成了全剧构陷与反构陷、忠与奸的矛盾对立。而伏尔泰秉持着推崇中国文明的态度进行的第三大步改编，是将《赵》剧中诸侯国家官场上的“文武不和”跨越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也就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即使他依旧沿用了《赵》剧中的“搜孤救孤”情节，但其中矛盾所展现出来的本质内涵却截然不同。 　　屠岸贾为了不留后患全城搜孤，而作为赵家的唯一后代，“赵氏孤儿”从出生就背负着一个家族三百口无辜被杀的深仇大恨，对于一个草泽医生程婴来说，救孤养孤是为了保住赵家的最后唯一血脉，让他来日长大成人使奸臣血债血偿，为赵家沉冤昭雪。不同的是，《中》剧中的孤儿是大宋先王之子，肩负的是国家的荣辱与兴复大业，是整个大宋王朝的最后象征，而作为野蛮人的成吉思汗，往日汉民族所崇尚的文德是他所轻视的，他怀着憎恨的情绪渴望复仇，必然决定着搜孤不但想要完全毁灭宋朝，不留障碍，更是企图以武力控制人民的思想，征服的不仅是国家，很大程度上妄图改变的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