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文治书画鉴藏为视角研究清初董其昌书风盛行.docVIP

以王文治的书画鉴藏为视角研究清初“董其昌书风”的盛行 　　摘 要：清代康、乾之际盛行董其昌书风，使整个清代初期书法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中，或多或少的受到这种风气影响。以王文治为代表的“尚董”书家则更具典型性，在其书画鉴藏活动中，围绕他收藏过眼的传世作品和董其昌的书画作品所作出的评判，完全是依据董其昌的标准进行研究的，其中，信董而不疑董也造成了很多研究不足。这种笼罩在董其昌影响下的清代初期书学研究情况，势必会引起后人的质疑与纠正。 　　关键词：王文治 书画鉴藏 董其昌书风 　　 　　清初书风，康有为称“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 董其昌书法因康熙帝的崇尚使得天下士人翕然从之，有如王文治这样的读书人，在这样一种崇尚“董其昌书法”的风气下，所进行的书画鉴藏研究也存在很多不理性、不客观，显得格外的盲目。 　　王文治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探花，也是康、乾时期崇尚董其昌书风的士大夫之一，时人把其与刘墉合称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在王文治专门论述书画的《快语堂题跋》中有十七处是直接为董其昌书法题跋，四处为他的画题跋，对其他书家书作的鉴藏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参考了董其昌的理论，甚至完全按照其思想语言来评价历代书法。其中，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相信董其昌书风始至明末就风靡天下；扬董抑赵；落实董其昌书统地位；忠实董其昌书画理论并做为品评标准；深信董其昌的鉴定结果并奉为准则。 　　明代书法史上吴门与松江书法很早就各树一帜，相互较劲，两地书家也各有抑扬。王文治偏袒松江书派，跋《陆文裕书》中云：“由前明至国朝书家一脉实在云间。”这显然受董其昌影响。而松江书派也的确因为董其昌个人成就斐然，而凸显了其整体地位。正因如此，王文治无法理解董其昌和其他书家并称的事实，跋《董香光书》中云： 　　史称同时与张（瑞图）、邢（子愿）、米（万钟）并称奚翅，《老》、《韩》同传，而前辈又有‘北王（铎）南董’之说，亦依然哙等伍也。窃谓史书评论诗文每多不允，汉书轧马迁，唐书贬昌黎。盖自昔己然矣，书画何独不然。 　　辩解这是一种误传，认为是对董的一种贬抑。并且在他论书诗中又重申了这种立场“书家神品董华亭，槠墨空无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 王文治的这种认识代表着清代初期大多数书家的观点。 　　清代初期书风非董即赵，因此比较赵、董书法则成为清代学人的话题。王文治沿此风气，在题跋其所鉴赏书画作品中每每言及此事曰“董文敏熟里生，赵文敏熟里热”“香光晚年书伐毛洗髓传晋人之神，赵集贤全在门外，无论余子矣”。扬董抑赵之意尤为明显，当然在清代关于董、赵书法谁略胜一筹是众说纷纭，世人津津乐道于此，又养成一种风气。 　　在探求董其昌书法师承上，王文治指出“香光书人知深于晋人，而不知其深于唐人，唐人书尤深于李北海、颜鲁公两家”。与王文治持同一观点的张照曰：“思翁平生得力处在颜平原、李北海两家，参合用之即思翁书也。” 意在说明董其昌书法能突破前人藩篱又能承袭书统。这是清代很多书家对董其昌的普遍认同。 虽然这种“研究”表面上看旨在于探究董其昌书学渊源，实际上也是很多人证明自己书法在书统之内的内心独白。更有梁?勾勒出一个始于董其昌传授执笔法的线索， 以至于段玉裁也相信这样的笔法传授 。 　　王文治的书学理论直接继承董其昌“淡”的标准和以禅论书。 在《快雨堂题跋》当中，王文治对“淡”这一书法品评术语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有“古淡”、“平淡”、“淡泊”、“淡宕”、“醇淡”等。从王文治鉴藏的标准来看他认为董其昌书画风韵以“淡”为宗，所评董书“晚年全以淡胜，展现一过，令人矜躁顿忘”即是此理。然而王文治心中的“淡”尚有淡泊名利之意，当王文治无法获得心爱的董其昌书法时，说自己“余之贪心似亦少淡矣”。 　　清人在论董、学董过程中养成了对董其昌的鉴藏结果深信不疑，并奉为准则的习惯。当然，这里并不是追究董其昌的责任，但是，清代人在对待传世品的鉴藏行为中不能重新作出评判，却与董其昌的影响密不可分。王文治阐述自己的鉴定方法时曰： 　　余尝谓考古之事创始者每难，而后举者多胜。正如武臣血战于前而文吏以文墨议其后，足令英雄气短。故考据之学盛行天下而天下无真学者，不独鉴定书画为然也，世有据正法眼藏得古人心印者，当不以余言为缪。 　　认为“考订于谱录，较量于题识”的方法是好事家行为，不是真正的鉴赏家。显然王文治对于考据学的兴起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趣，反而提出异议，在对于书画鉴定的方法仍然沿袭明末董其昌那种“品韵”“望气”的手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王文治作为清初帖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董其昌的影响下所显露的学术疏漏。“信董”和“疑董”显然不是这些士人所能同时兼备的治学精神。王文治否认了明末部分书家与董其昌书法并行的情况显然也不是客观的。从董其昌1636年去世至康熙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