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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治理变身 　　2015年，北京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集中发力。 　　6月以来，北京市连续印发了关于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全面加强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建设、加强城市管理与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等四个系列文件。 　　“这意味着北京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这样表述。 　　去年，北京市成立了社会事业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专项小组。进入今年12月，各区政府和市直单位陆续完成实施方案的申报。 　　北京市提出，要把社会服务和城市管理的职能下沉到街道、剥离街道的经济和专业管理职能、组建街道“协管队”统筹管理协管员，建立街道地区管理委员会制度，并将街道办事处原有的议事协调机构并入街道管委会，同时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2015年底北京市全覆盖。 　　作为中国城市最基层的治理单元，“万能居委会”早已不堪重负，国家层面提出为社区减负，“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政策要求。比如，社区原本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等任务指标，以及社区作为责任主体的执法、拆迁拆违、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等事项，原则上一律取消;将社区居民满意度作为社区的主要考核标准等。 　　北京也尝试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联动服务机制，并将朝阳区东风、将台两个地区作为试点，吸引“北京协作者”和“北京增能”两家北京市5A级社会组织入驻，前者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创新，后者是一家社会组织评估第三方机构。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谢延智对上述改变的解释是：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单位体制的解体，大量的社会职能逐步从单位剥离出来向街道和社区转移。街道社区成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前沿。此外，北京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多，养老及社会保障等城市的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 城市病”给街道社区带来巨大压力。 　　然而，北京一系列政策中，仍然体现出传统的管控思路与发挥社区自治、社会组织作用之间的冲突。 责权下沉街道 　　北京市东城区位列民政部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提出的方案是“多元参与、协商共治”。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正在酝酿明年启动街道层面管理体制的改革，办事处副主任宗靖说，“过去街道和社区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有公共服务，也有行政执法的职能。” 　　根据北京对街道社区管理改革的思路，街道办事处将剥离原有的经济和专业管理职能，转而牵头负责辖区内公共安全和环境秩序等行政执法事项的组织、协调和监督。这也意味着街道办事处工作重点向城市管理转移，在街道层面，普遍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交通安全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及其办事机构，把原来街道办事处那些“条”承担的职能都并到“块”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剥离原来街道承担的招商引资的经济职能，未来街道的财政收入将全部来自于政府财政预算，以项目制申报。” 宗靖说。 　　招商引资原来是街道的一项重要职能，区财政按街道每年的地方性营业税额以一定比例返还，构成其主要的财政来源。谢延智也指出，未来将建立街道财政保障体制，街道政企分开，不再办企业，从创收负担中解脱出来，逐步向社区服务管理和辖区统筹转移。 　　据宗靖介绍，街道层面原有工会、残联、综治、司法、城管、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监管、计生、公安、流管办、劳动、卫生等十多种协管员，这些人员大多由区里各职能部门招聘，委托劳务派遣公司管理，人员经费由区一级列支。 　　北京市提出，建立健全街道地区管理委员会机制，具体说，就是各类协管员队伍管理权要从职能部门中分离出来，统一由工作所在的街道、乡镇提出岗位需求，统筹管理，区政府职能部门只负责招录和业务培训指导，不再负责具体管理。 　　同时，还将建立协管员队伍总量控制、准入与退出、待遇保障等机制。 　　不过，具体路径还不清晰，宗靖就提出：“人员未来全部划归街道，是人事还是业务管理？如果按编外人员来管理，需要组织、人事部门的配合。” 　　据了解，对于街道统筹各类协管的内容，北京市早在2013年初就开始酝酿，包括交通、城管、计生、民政等领域在内的各类协管人员，未来都将逐步统一归入街道管理。 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 城市病”给北京街道社区带来巨大压力。 居民自治试验 　　10月中旬，北京市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北京市思诚朝阳门社区基金会正式揭牌成立。该基金会是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共同筹集400万元注册资金，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办公用房，在北京市民政局以社团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思诚是我们街道孵化的第一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未来它将带动一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宗靖说。北京市鼓励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