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道现代境遇与价值.docVIP

传统孝道的现代境遇与价值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的确，孝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孝经》是儒家的十三经之一，按《孝经》的说法，孝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一切教化与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孝与忠，它们比“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还要重要。 　　孝为什么在传统中国社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中国，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血缘联系非常紧密，使中国传统社会体现出一种家国同构的特点。而孝在周代大兴时，本身就是一种合血缘亲情与家族政治为一体的观念，例如，孝在周代其“善事父母”的意思实际上还并不那么突出，而主要是一种“尊祖敬宗”的宗族道德，在当时家天下的时代，这种尊祖敬宗本身就能起到“和睦九族”、加强家天下政治团结的功能。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家国同构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孝这种道德，如孟子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孝为仁之本”。按我的理解，“孝为仁之本”不仅是指孝为实践仁的根本，而且是说，仁就是从这种爱敬亲长的感情中升华产生出来的。总之，孝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确是首德，甚至有时被泛化为一切道德。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想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本文想探讨的是，在传统社会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观念与首要道德，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却处于一种并不受重视而且长期受到批判的境遇。近年来，孝的问题又再次引起普遍关注，在当前我们重视传统文化，想把新道德建设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时候，究竟应如何看待孝的当代价值呢？ 　　随着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在近代，孝道已经处于一种被怀疑批判、徘徊复古的情形，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孝道更是受到激烈的批判。通观五四时期对孝道的批判，其内容主要包含如下几方面： 　　第一，认为孝是封建专制的精神基础。孝通过以服从、听话、顺民的精神移孝作忠，扮演着维护以家国一体、家长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与家族制度联系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 　　第二，认为孝极大地压抑和剥夺了子辈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是不平等基础上的奴隶道德，是吃人的礼教，因而要“救救孩子”，解放孩子。 　　第三，具体深入地批判了孝道与孝行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其残酷性就在于它不仅要从精神上牺牲子辈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而且还要从肉体上牺牲甚至消灭子辈。如割股疗亲，那是挖子辈的肉治父辈的疾；卧冰求鲤，那是以子辈的生命之虞换取父母的口腹之欲；而郭巨埋儿则直接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子辈了。其保守性在于孝道之祖先崇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一种崇古保守取向，是一种长者本位思想，不符合生命进化之规律，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其虚伪性在于泛孝主义的流弊以及以政治等各种手段过分强调孝，从而使孝道形成了种种不近人情、做戏、装面子的虚伪性：如老莱子之“诈跌”、丧礼之逢吊客才哭而非“哀至则哭”等等，不一而足。 　　在1919～1949年的30年间，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但民众对孝道仍然有观念上的认同和实践上的践履。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仍然严格遵守孝行规范；在社会交往中，仍然保持孝道尊尊、长长的礼治秩序和道德精神。由于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革，仍然是以家族作为社会的基础，加之儒学文化几千年的深刻积淀，在民众中，特别是广大而落后的农村，人们仍然继承弘扬着传统孝道。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儒学从此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神灵，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儒学开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加以研究、探讨、改造和利用。 　　1949～1955年间，新中国刚刚建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实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使社会和国家还无暇顾及对传统文化的分析批判，因而尚无或较少讨论孝道的文献。到了1956年，经过几年的社会变革，在家庭关系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所有制的改变，使过去的老年人的家长制、老养小，在某些家庭里，成了年轻人养活老年人，年轻人当家做主，有些年轻人随之产生了赡养父母是负担和累赘的想法，甚至认为父母不劳动，靠自己养活是“剥削自己”。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出现了有的青年虐待遗弃父母的行为，以至许多老人说“新社会样样都好，就是不分大小，不管爹娘”。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从1956年第20期开始，先后发表了《你怎样对待父母》（20期）、《从“孝”谈到怎样对待父母》（21期）、社论《不许虐待、遗弃父母亲》（23期）以及冯定的《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朱伯昆《尊敬和赡养父母是我国人民优良的道德传统》（24期）等文章；《光明日报》1956年7月27日也以“尊老爱幼”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