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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再认识 　　摘 要：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标志着新中国的法治进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以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60多年的法治进程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前瞻性的展望。 　　关键词：法治；十八届四中全会；未来展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然而碍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混乱动荡的状态，法治在中国的发展长期未能取得质的突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法治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法治在新中国的实践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理想历程，而是一个充满了曲折经历的进程。 　　一、历史回顾 　　（一）初创期 　　新中国法治的初创期从时间上来讲具体为1949建国年至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总计六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开创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新型国体和政体，一方面为法治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这些制度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此外在当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法律机关先后制定了《五四宪法》、《土地改革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国务院组织法》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二） 受挫和徘徊期 　　中国法治的受挫和徘徊期从具体的时间划分来看法治受挫期主要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10月；徘徊期则是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展开。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中，是中国法治严重受挫的十年.法治受到了全面的破坏，司法机关实质上被彻底摧毁，中国的法治进程完全陷入停顿甚至倒退的历史沉沦期。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期，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在思想上仍然坚持“左”的路线，甚至还提出了要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留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内容。这种对左倾思想的坚持使得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前，中国法治建设虽然摆脱了文革的破坏，但是仍然处于徘徊中缓慢前进的尴尬状态。 　　（三）重构与重建期 　　新中国法治的重构与重建期具体的时间划分为1978年至于1997年。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这段将近20年的法治重构与重建期中，立法工作取得突出成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82年审议通过了1982年宪法，该宪法的颁布是我国法治进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后又先后制定了《选举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等一批皆在规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律法规。在依法行政方面出台了行政组织法、行政法监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四）依法治国新时期 　　1997年以后新中国法治进入了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观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治进程在党的重视和推动下得到不断深入推进和落实。先后制定了《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破产法》等一批法律法规。依法治国真正落到实处，实现有法可依。2014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会议的专题加以讨论，为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制定了蓝图。 　　二、未来展望 　　（一）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建设 　　法治的发展是建立在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离开了政治民主化这一基础，即使是建立了现代法治的模式，这种法治也会在社会生活中走样、扭曲甚至形同虚设。中国法治进程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和文革时期呈现出的状态就是政治民主化与社会法治化二者之间关系的最好证明。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未来中国依法治国的实践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在未来的实践中一定要坚持把政治民主化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保障和前提来对待，大力推动政治民主化，尤其是党内民主的发展，为法治建设提供可靠的政治环境。 　　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来加以确定和保护，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和宏观调控也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从内在上需要法治作为基本保障。在未来中国的依法治国实践中，要将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内在动力来看待，通过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倒逼中国法治的进步。 　　（二）强化和完善立法工作 　　一方面，依法治国要求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使得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调节有法可依，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要强化立法工。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立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