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法律文化解读.docVIP

信访制度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 要：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信访现象进行分析，更有助于认识和解决其中的问题。信访制度既是中央监管地方的手段之一，又造成了地方矛盾向中央汇集。信访者普遍受到“青天”文化的影响，其中相当一部分难以理性对待信访。信访未能按照其制度初衷有效化解矛盾，反而存在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解决信访制度中的一系列问题，离不开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 　　关键词：信访；法制史；法律文化史；社会矛盾；社会治理 　　考察当今中国的法律与政治，有一个绕不过的现象――信访。笔者认为，从法制史和法律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才能有效地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于建嵘教授说：“在某种意义上，信访就是参与各方运用国家权力和实现利益的博弈，是参与各方追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平台。”[1] 国家的治理目标与困顿处境、访民的艰辛坎坷与利益谋划、制度光鲜亮丽的目标与不可抗拒的异化，都在这样的平台上交汇展现。本文主要结合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文化史，阐述对于今日信访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以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有所启发。 　　1 剪不断，理还乱――信访制度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信访是关于社会运行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国家秩序出现漏洞的征兆。设立此制度的政治目标，当然包括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以及缓和基层的社会矛盾。不过，信访制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政府的初衷，却也给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造成了新的难题。 　　（一）“信上不信下”的魔咒―― 子民的行动指南 　　从民间层面来看，在皇权至上、绝对臣服的文化土壤中，几千年来，百姓形成了对权力，尤其是对中央皇权的高度崇拜与人身依附。正如马克思所言，“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 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央权威至上”的民众普遍心理。 　　上访者都习惯于把“进京上访”作为接触高层、与当地政府进行抗争的“武器”或“砝码”，试图通过这种独特的利益表达形式、借助“中央”的权威形成对“地方”的压力以求得更高、更有效的权力救济。对于上访者来说，其目的就是争取“上级”和“中央”对本案的关注和支持。 　　（二）无限重复的上下级博弈――政治权力的宿命 　　从政治权力层面来看，中央当然希望言路的畅通，却又时常被大规模的进京“访民”所困扰；一方面需要严厉管制基层治理中的违法现象，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的政令。这种制度本身潜在的悖论，注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陷入时常陷入紧张。 　　推而广之，古今中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许都可以用这种博弈的的原理来解释。在中央集权制下，并不是简单的中央独大，全然控制地方，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制衡关系。处理这样的关系，对于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的执政者而言，都是一个绕不过的难题。 　　2 权利救济之路――青天不见使人愁 　　访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出现，这一点古往今来不曾改变。今天，提起访民，许多人会想到上访村中艰难求生的身影，以及党政机关门前的下跪与求告。访民们当然是需要社会同情与关怀的。从政治与法律文化的角度切入，来考察这一群体，更深地了解他们的窘迫之处与复杂心理，更有助于解决他们的不幸。 　　（一）“包公情结”下的一线希冀 　　“青天”是中国法律文化中一个绕不过的现象。中央在底层民众心目中持久地保持着吸引力，遥不可及的中央官员们，成为百姓们心中“青天”的化身。 　　当底层民众对于身边的官员行为缺乏约束与制衡时，他们所期盼的不是法律的保护，而往往是上层清官的“恩典”。人们更愿意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明君与贤臣廉吏的身上。其实，清官能给百姓带来的，与其说是实际利益，不如说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与精神抚慰。借用徐忠明教授的话来说，“包公乃是中国文化中的法精神，或者司法神。”[3] 这种对清官的感激和依赖心理，凝结成了中国法律文化中的“青天”情结。当下的上访者们与古代击鼓鸣冤的上诉者们，在心理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心理上千年来并未改变，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 　　（二）伸冤路上的黑洞 　　不过，在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信访制度下的上诉人或是借机滋事无理取闹，或是确有难处，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亦令人唏嘘不已。 　　无数普通的信访者们，大多确有冤情求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久而久之，支撑他们的已经不是为起初的不公正而伸冤，而也许只是一种纯粹的行为惯性。这种惯性促使他们无理取闹，甚至“漫天要价”，他们本身即成为了另一种不公正。 　　无数的上访者们为了微小的不公正投入了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甚至每日奔波，家徒四壁。而这背后，更为巨大的是精神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