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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彷徨五四时期费觉天思想研究 　　摘要：五四时期的费觉天曾作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却最终公开背离，反对改良主义的主张；其思想貌似马克思主义，但是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其思想主流既非社会改良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游离于社会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外，可见其“信仰的彷徨”。 　　关键词：费觉天；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0)04-0059-04 　　 　　费觉天，湖北人，五四时期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表现十分活跃，参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其思想在五四时期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对费觉天的研究仅散见于五四时期的其他研究中，至今未见对费觉天思想研究的专文，且学界对其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趋向认识模糊，有人将之归于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行列，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本文拟对五四时期费觉天的思想进行初步探析，梳理其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异同。 　　 　　一　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背离 　　 　　《改造》杂志三卷六号开辟有“社会主义研究”专号，该杂志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性质的同人刊物，费觉天在“专号”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一文。此专号乃是当时社会主义论战中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方表达其主张的焦距点，费觉天被认为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但其思想除了与当时其他社会改良主义者有相同之处外，亦有不同之处。 　　《改造》的“社会主义研究”专号除了刊载费觉天的文章外，还有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蓝公武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蒋百里的《我的社会主义讨论》、蓝公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以及张东荪附有一篇《一个申说》。这几篇文章，基本上都赞同在中国缓行社会主义，只有蓝公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一文，乃明确表示对资本主义的赞同，而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费觉天在《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一文中表现出一种就教的语气，因为他自身对“社会主义争论问题”亦不太清楚。不过他开篇就对张东荪的说法表示了赞同，谓“张东荪先生说今日中国患‘无知患’、‘贫乏病’、‘外力病’、‘兵匪病，，我深以为然”，然后就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了“两大关键”，从这两关键出发，他又做了四个假设。分析这四个假设，就可以发现费觉天论述本身存在的问题。他的每个假设都是为回答中国是“就当实行社会主义”还是“不必急于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中国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还是缓行?并且其假设都是由两个条件也就是他提出的“两个关键”出发，将其排列组合，得出了这“四个假设”。但是看他的第一条件(第一个关键)――今日中国底中等阶级处此军阀政治之下，能否发达起来，卓然自成一资本阶级，而能推翻军阀――对于假设结论的得出并没有意义；只有第二条件(第二个关键)――要发展中国实业是否必须经过资本阶级，还是可以越级而升，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对回答在中国是立马实行社会主义还是缓行具有决定性意义。亦就是说如果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中国就不必急于实行社会主义；如果无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就当实行社会主义。这样，他提出的所谓“两个关键”，不过就是“一个关键”罢了。费觉天在文章中没有直接回答中国到底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还是缓行，但他却分析了发展实业必备的四要素，那就是国内和平、国家强有力、大机械、有企业家。此四要素明显是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实业的经验，承认了发展实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结合上述内容，可知费觉天认为中国是不必急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这一点是典型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认识。 　　但是，费觉天对缓行社会主义的态度并不持久，其思想主张不久后就发生了变化。他发文对《改造》“社会主义研究”专号上蓝公彦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进行了批判，同时亦批判了该专号上其他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将各家缓行社会主义的观点视为“反社会主义运动”，并从“社会主义的意义”、“国情”、“历史”三方面论证了中国应当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其论证与《关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的两大关键》一文显然矛盾，于是费觉天才能实现其观点从“缓行社会主义”到“立马实行社会主义”的转变。比如他从“国情”论证社会主义应该立马在中国实行，将先前文中提出的“四个假设”的条件重点进行了转移，就假设的第一条件而言，也就是中产阶级处在军阀政治之下，能不能发达起来变为资本阶级?而此条件在其前文中是没有起任何意义的，此时他又避开了第二条件，于“发展中国实业是否必须经过资本阶级”“暂置之不问”了。同样是发展实业的四要素，变成了中国国内不和平、国家主义不发达、不具备大机械、没有所谓企业家，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必不能发达起来，变为资本阶级矣，更无能力推翻军阀矣”。同时他认为发展实业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步一步地发展实业”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