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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助力治理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伴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出现，大数据技术在政府治理能力方面蕴含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巨大空间。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大数据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路径优化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 　　人是数据的总和 　　伴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出现，大数据已经被赋予多重战略含义，世界主要大国快速做出战略响应，将大数据置于非常核心的位置，推出国家级创新战略计划。 　　美国2012年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并成立“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2013年又推出“数据―知识―行动”计划，2014年进一步发布《大数据：把握机遇，维护价值》政策报告，启动“公开数据行动”，陆续公开50个门类的政府数据，鼓励商业部门进行开发和创新。欧盟正在力推《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英国发布《英国数据能力发展战略规划》，日本发布《创建最尖端IT国家宣言》，韩国提出“大数据中心战略”。 　　据悉，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应用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对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等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顺应数据化时代的发展态势，目前，我国国家层面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于2015年8月19日正式通过。而国内不少省市也纷纷在抢占时间窗口，谋求发展先行。 　　2015年9月，浙江率先在全国上线了“浙江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了涉及68个省级部门的公共数据资源。 　　“大数据云计算确实能量巨大、潜力无限。”浙江省省长李强在2015年10月的云栖大会主论坛上提出，互联网是浙江经济新的基因，浙江有能力打造“云上浙江”、“数据强省”。 　　“以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能在公用事业、健康医疗、养老服务、交通旅游、质量安全等领域创造更加丰富的公共产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以大数据助推政府转型，通过数据的采集、整合、应用，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李强表示，下一步，浙江还将加强对“数据强省”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设立省政府数据管理中心，进一步加快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 　　“从资源的角度，数据被视为‘未来的石油’，作为战略性资产进行管理；从国家治理角度，大数据被用来提升治理效率、重构治理模式、破解治理难题，它将掀起一场国家治理革命。”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认为，大数据是促进国家治理变革的基础性力量。正如《大数据时代》作者舍恩伯格在定义中所强调的，“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是无法完成的”。 　　在数据构成的世界，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数据表示，人是相关数据的总和。但无形的数据又究竟归谁所有？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杰认为，作为公共财产的政府数据，本质上属于人民，应该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让这些数据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开放大数据的作用就像当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这将是生产关系的一次大变革，会促进生产力的大解放。”李国杰说。 　　大量政府数据处于“休眠”状态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曾与北京市交管部门就北京公交一卡通的使用情况做过大数据分析，通过一卡通刷卡地点和时间，可以分析出人流集中区域和高峰活动时段，交管部门提前安排车次和人员进行引导，缓解交通压力。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颜阳博士说，这样一个简单的大数据应用就能方便民众出行，如果有更多维度的公共数据得以开放，势必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极大帮助。 　　但“大数据+治理”的实际情况却并不如人意。记者调研发现，我国政府部门在运用大数据进行政务管理方面仍十分滞后，数据收集有一定困难，数据分散严重形成“信息孤岛”，对社会、公众开放不够。 　　在数据采集方面，科技部云计算专家组成员、阿里巴巴集团研究员薛贵荣博士认为，目前很多国家机构的信息还是手写的，将其数字化、实现云计划还需花费很长时间，而观念的转变也是最难的。 　　在数据共享方面，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宁家骏说，由于数据开放程度不足，大量政府数据处于“休眠”状态，而企业拥有的大数据技术和计算能力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调查发现，目前数据开放共享主要有三方面问题，一是数据条块分割严重，服务推行困难；二是数据平台缺乏统一标准，“一个部门一个样，放开了也拿不走”；三是一些数据资源丰富的部门不愿共享。 　　由于条块分割严重，干扰了数据汇聚。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杨福颂介绍说，杭州有20多个归属不同部门的信息中心，这些信息中心人为地形成一个个互不连通的“信息孤岛”。天津开发区城市管理局数字城管科科长陈松也坦言，天津政府部门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