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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乾隆收撤恩赏银两与生息银两制存废问题 　　摘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清实录》等官方资料，运用文献分析方法，深入讨论了乾隆收撤兵弁婚丧恩赏生息帑本的时间、条件及其善后诸问题。认为经过乾隆有计划有步骤地收撤和调整，奠定了嗣后百余年生息银两制度管理运行的大体风貌。 　　关键词：乾隆；收撤；恩赏银两；生息银两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041-06 　　 　　笔者曾就乾隆收撤“恩赏银两”课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探讨了4个方面的问题，兹再讨论剩余的两个方面的问题：(1)乾隆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又是何种原因促使他决定收撤八旗、内务府、各地驻防与绿营兵丁“恩赏银两”的?(2)该收撤工作“迁延岁月”的原因何在?收撤“恩赏银两”以后，兵丁婚丧恩赏从何项资金开支?生息银两制度还继续存在吗? 　　 　　一、乾隆收撤生息帑本的时间和步骤 　　 　　确凿的资料显示：1750年(乾隆十五年)和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分别收撤八旗和内府三旗的恩赏生息帑银。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3月，又谕令收撤各省驻防和绿营恩赏生息银：“营运生息之名，本非政体所应有，是以直省营伍虽藉以赏恤兵丁而终为权宜。徒以事属久行，欲罢不能，非朕本意。前已降旨，将八旗生息银两即行停罢，以盐务余款充赏。至绿营兵众用繁，倘一概议停生息而不筹一经久充赏之策，或致因噎废食。著传谕该督抚等各就本省情形，悉心筹划，详议具奏。至书院义学诸费，地方官自行交商生息，乃其节目之小者。然有司陋习相仍，其中不无藉肥私橐情弊，即应一并定议饬禁，以防滥觞。”谕旨下后各省遵旨议奏；多数省份仍主张保留该项生息银两。如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陕甘恩赏生息银采用“发商生息”办法，“每年各商应交息银系计本输将，相安已久；分之各邑为数无多，无由即起官商结纳之渐。且陕甘各商恒以三分取息，今(帑息)极重者不过二分，商有余利，无不乐于领运，应毋庸议停”。乾隆朱批：“竟如所议，咨部存案可也。”但也有议停者。如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奏：江南、江西营运银15万余两生息备赏，“乾隆二十四年奉圣谕：‘营运生息，本非政体所宜有’。臣查两江内地与沿边情形不同，分防兵可酌裁，以兵丁空名余粮惠济兵丁之用，无庸另筹公帑。”兵部议准：于该省将军标、督标、漕标、赣州镇标麾下步兵、守兵各300到50名不等，“遇缺出即裁扣。扣足日，前存银撤回司库。江西省所扣数不敷，准于江南拨给。”朱批：“从之。” 　　不过，议停者并非立刻停止，而是如同两江遵旨“筹得经久充赏之策”后，又经奏准继续生息改为他项用费。1765年(乾隆三十年)正月，尹继善奏：“所有赏恤兵丁生息银两一项，前经奏准俟裁扣(兵丁空名余粮)完日撤回司库。现在各处裁汰兵丁将次完竣，请将此项银两照旧营运，以济修城工用。”乾隆朱批：“所办甚好!已降旨如所议行矣”；并询问：“直隶裁汰兵丁曾否完竣?所有滋生银两是否照旧营运?抑或(已)撤回司库?”他建议直隶也可仿此修葺城工：“著传谕(直隶总督)方官承，将前项生息银两现在作何办理及如何筹划以济城工之处，一并详悉查明具奏。” 　　韦庆远先生仅根据《黑图档?部来档》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册籍所载上年(1767年)十一月三十日谕旨，认为该谕“明确无误地表明”：乾隆对停办生息银两的态度虽然坚决却迁延岁月，原因是“乾隆并不准备……另行指拨国帑的款以代替余剩利银的开支，他要求各省、旗、营自辟财源，或采用扣发马价、或收纳盐当商规礼的收入等以顶充支项；对大部分省旗来说，不啻是以弊易弊，而且是难以在短期内办到的”；迟至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前后“以利息收入充当福利和部分公项开支的生息银两制度才基本收撤完毕”。 　　 　　 　　笔者认为：韦先生所据材料有限，结论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且是以乾隆没有自己的生息理论和指导方针为立论基础：初政时“雍规乾随”，“仅采取了一些堵漏除弊措施”；继而“目睹此制已经弊重难返，已经严重损害到大清王朝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才毅然宣布‘收撤”。但事实上，乾隆也像他的先辈一样，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君主。他登基初期就有颇具特色的生息银两理论和指导方针。他对生息银两不是办一阵收一阵地毫无章本，而是按照既定方针推广普及和整顿收撤。从表1所列各例看，“裁扣名粮”、“朋扣马价”等原本都属兵丁粮饷范畴，其资金来源也属于“国帑的款”，只是现在用之于支付兵丁红白恩赏而已。至于用收纳盐当商人“规礼”充为兵丁红白恩赏开支，这在当时清政府看来很正常――即所谓“虽亦出自商人，久经充公，既与公帑无异”。雍正建立养廉制度以征收“羡余”和收纳“规礼”充为养廉费，则乾隆用之于兵丁婚丧恩赏开支亦属“顺理成章”，大可不必厚非。这一切又怎么能算作乾隆“不指拨国帑的款”而要求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