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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对象探讨 　　摘要：李恒全同志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的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复员人员，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据律文所示，政府授田或个人占田数量多少，只是根据户主的爵次和身份等级，与军功没有必然联系。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汉初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授爵途径开始呈现多样化特点，即由军功授爵逐渐向事功授爵、国家赐爵、以德赐爵、因亲封爵、继承等方面转化。《二年律令?户律》是国家授田和限田的一般标准，显然与高帝五年诏“法以功劳行田宅”的制度有着不同的性质。 　　关键词：二年律令；户律；军功；受田宅；赐爵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3-0016－05 　　 　　李恒全同志在《汉初限田制和田税征收方式――对张家山汉简再研究》一文中提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民众，是“法以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笔者对此分析再三，颇有疑问，故撰此文，提出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该文作者论证的主要依据是《二年律令》中的《户律》，为便于对问题的分析，兹引文字如下：“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二十五顷，公乘二十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裹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口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赢，得以赢。宅不比，不得。”《户律》还规定：“宅之大方三十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二十五宅，公乘二十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襄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 　　李恒全同志强调：“《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并没有昭示律文具体的实施对象，然而研究者一般认为其实施对象是全体人民。这大概是认为汉初军队中不存在庶民、司寇、隐官等群体。”[1](p，122)笔者觉得这种说法令人生疑，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并未见到史学界有什么人认为秦汉军队中不存在庶民和刑徒，李文中也没有注明这种观点的来源出处，作者其实是杜撰了一种莫须有的学术认识，然后罗列论据对其加以批判。实际上，学术界以朱绍侯、高敏先生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之所以共认《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的实施对象是全国民众而非仅仅针对有军功者，其主要依据并不是“认为汉初军队中不存在庶民、司寇、隐官等群体”，而是因为在上述律文中看不到关于受田宅对象曾经立过战功的任何记载。前引《户律》律文所显示政府授田或个人占田数量多少的依据，只是户主的爵次和身份等级。而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汉初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授爵途径开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即由军功授爵逐渐向事功授爵、国家赐爵、以德赐爵、因亲封爵、继承等方面转化，也就是说，民众获爵的途径和爵位与军功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史书中比比皆是。对于受田对象中的低爵、无爵者，像为数众多的士伍、司寇、隐官，往往是因为犯罪才被削爵、判刑的，律文并没有反映他们的爵位、受田宅数量与军功有什么关系，普通百姓和高爵者也是如此。纵观全文，作者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的实施对象是立有军功者，后面所列举的两条理由也过于牵强。试析如下： 　　首先，作者认为“《二年律令?户律》的两条受田宅律文应是高帝五年诏内容的具体化，是针对有‘功劳’的军队复员人员，律文所云之‘庶人’、‘司寇’、‘隐官’，当指军队系统中的‘庶人’、‘司寇’、‘隐官’。”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汉书?高帝纪》五年诏中所言“法以功劳行田宅”，即实行以军功受田的法令，应当与《二年律令?户律》的两条受田宅律文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自从商鞅变法“上首功”以来，经历秦朝、汉初直至西汉中叶，对立军功者实行奖励的法令制度都是直接根据功绩(斩首、捕虏)或劳绩(几岁)多少来定奖惩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中都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其中包括《商君书?境内》、《韩非子?定法》以及“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中有关军功赐爵或赏田宅中“上首功”的情况，后文中有具体介绍；《史记》的汉初功臣列传中记载颇多，如樊哙“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以却敌先登，斩侯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攻宛陵，先登，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