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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运动研究三个问题 　　[摘要]90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例如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五四诠释模式问题、五四价值的时代性问题等。五四运动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不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或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所单独发动和领导的。五四诠释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之间应打破霸权之争，实现良性互动，构建开放式的多元的五四话语系统。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者那里。五四运动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五四研究和五四价值被赋予了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这是正当的，但应给予必要的限制，其底线是不能有悖于历史真实。 　　[关键词]五四运动；领导权；五四诠释；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1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3-0024-05 　　 　　五四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常说常新、越说越有味的话题。90年来，学界和政界赋予五四以太多的东西，以致于有“不堪重负的五四”之叹。五四几乎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共产党对五四情有独钟，国民党对五四亦非无动于衷。事实上，除特殊年份和特殊时期外，国共两党每年5月4日前后，均有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五四纪念活动，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也对纪念五四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客观地说，五四研究还有不成熟之处，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如五四运动究竟是由谁发动和领导的?独断的五四诠释是否强化或模糊了五四历史真像?五四遗产在不同的时代是否具有不同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有着怎样的地位和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澄清。 　　 　　一、复杂性：关于五四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90年来，人们对五四运动究竟由谁领导和发动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仅国共两党因争夺政治资源，论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先进性，为争夺五四领导权而大打口水战，即便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远未达到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当以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曾多次对五四运动作出评价，肯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指出运动存在的不足。关于五四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一文中作了如下的分析：“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两年后他又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虽然特别提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并没有说这些知识分子究竟在运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没有具体论及是否只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反传统倡西学的新潮人士是否归属进步的知识分子范畴?事实上，如果用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来分析，毛泽东并不曾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也从来就不曾明确说过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后来共产党的作者往往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断言在五四运动的大联合中，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这样一来，就把蔡元培、胡适、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这些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排除在外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晚年在论及五四运动时曾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很显然，这是单就负五四思想言论责任者而言的，若考虑到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则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等学生运动领袖就不能不提及了。 　　国民党显然不同意共产党关于五四领导权的官方说法，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得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一结论是不合情理的。1942年5月，《世界学生》杂志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国民党及一些与之相关的读书人，就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例如国民党理论家叶楚伧认为，五四时期最有实力的党派是中国国民党，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吴稚晖、王星拱等人撰文，通过重塑五四的形象，突出孙中山、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领导作用，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将五四健将罗家伦推为五四运动的官方发言人，罗多次利用五四纪念日发表演说，指出共产党领导五四运动之谬，认为领导五四运动的人是孙中山和蔡元培。对于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文人强化国民党与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