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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北方诗坛复古风气探析 　　摘要：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复古风气。这一复古之风，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上追《三百篇》，下学唐人诗，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准备了前奏。它是金代中后期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继续，也是元初恢复汉文化活动的必然。 　　关键词：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复古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3－0110－04 　　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与南宋王朝隔河而治，一直到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其间历时半个世纪之久。这一时期，南宋诗坛上，江湖诗派承“四灵”之诗歌主张，提倡唐声，以纠宋诗之偏，在诗坛上风行着一股宗唐抑宋的复古之风。无独有偶，此间北方诗坛也出现了一种以恢复传统儒家诗歌主张为主的复古风气。这种复古风气，成为北方诗坛风气之主流，为元统一南北之后以及元代中期的诗学风气奠定了基础。 　　 　　一 　　 　　元初北方诗坛的复古风气，是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要特征的。 　　开元初北方诗坛复古风气之先河的是元好问，他是活跃在金元之际的重要诗人。他从金末起在诗坛倡导复古，对元初诗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元代初期的郝经称他：“上薄风雅，巾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大和，力出意外……挟幽井之气，高视一世。”“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其《杨叔能小亨集序》云：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而已。何为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法平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立，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霭然仁义之言之多也。 　　他论诗力主“知本”，其“本”，即是指传统儒家诗教的厚人伦、美教化的诗歌功用和“温柔敦厚”的诗歌风格。元好问的上述诗歌主张，代表了元初北方诗坛复古思想的主要特征。 　　元初北方诗坛诸公，持元遗山诗论者不乏其人，他们以传统儒家思想来论诗，大都坚持儒家“文道合一”的诗歌传统。他们认为：“吟咏性情，止乎礼义，斯诗也。”“诗三百五篇，其义庶矣，孔子以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必尽其风赋比兴之理，遍数其禽兽草木之名哉!”许衡是元初北方大儒，他做诗多抒古意，古诗也自成一家。他在《训子》诗中表达自己的复古思想，云：“大儿愿如古人淳，小儿愿如古人真。”他论诗主张文、义、道的统一，在《语录》中说：“或论凡人为诗文，出于何而能若是?日出于性，诗文只是礼部韵中字已，能排得成章，益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独诗文，凡事排得著次地，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姚遂也云：“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许衡论道，虽较传统之道稍为宽泛，但其主旨仍不离“明明德”、“三纲五常”。他指出：“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之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扫洒应对，亦皆当于文理。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极为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郝经论诗也持文道合一之论，他指出，“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在仪真时，他选《原古录》，“断自先秦，以及于今，六经之本真，子史之几衡，诸家之要删，众贤之杰作，原于道德，传于文理，合于典则，可以为法于后世者，则并录之”。文即是道，道即是文，文合于道，这是儒家文学观念的核心部分。元初文人所说的道，即是儒家奉为圭臬的三纲五常，也即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 　　元初诗人，论诗讲究“自得”。王恽说：“道义出乎天然，文章贵乎自得。”他认为诗要“中和醇正”、“温醇典雅”、“平淡”、“雍容”，有“自得之用”。他说：“文章虽推衍六经，宗述诸子，特言语之工而有理者，尔然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向学贮蓄，其穰茹有渊源精尚，其辞体为之不辍，务至于圆熟，以自得有用为主，浮艳陈滥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他称赞郭遗安的诗“温醇典雅，曲尽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类其己行，霭然仁义道德之余”，亦即合于“自得”之旨。他的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人云其“务去陈言，辞必己出，以自得有用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拟”。他所说的“自得”，就是把儒家思想烂熟于心，化作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做得出好诗，写得出好文。许衡云：“德性从中发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谓出言有章，止在于事物之间，其节文详备，后人极力为之，有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