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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以碑存史碑志文研究 　　摘 要： 以遗民身份致力于金元文化保存和整理的元好问，在碑志文创作中“以碑存史”，在真实再现了传主生平的同时，往往借题发挥，抒写自己对金亡的体验和认识，使他的碑志成为一代风云的生动载体。 　　关键词： 元好问 碑志文 以碑存史 　　 　　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人，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为文有绳尺，备众体”①，今人所编的《元好问全集》中的共二十六卷二百四十四篇文章涉及游记、名胜古迹记、画记、书信、序跋、铭、赞、疏、碑铭表志碣等，其中“碑铭表志碣”类文字计十六卷九十九篇，数量居各体之首，从篇数看，占其文章的百分之四十强；从卷数看，二十六卷中有十六卷，占其全部文章的百分之五十强。在这九十九篇墓志铭中，作为文坛盟主的元好问凭借自己高超的文学素养，以事、以言、以行、以情写人，品题人物、记述事件，为改朝易代时期金元两代众多人物作碑铭。作为史学家的他，抱着“国史兴亡是我职”的高度责任感，秉着“以碑存史”的信念，把碑志文这种应酬交际文字当做史传来写，不但刻画了传主栩栩如生的形象，而且在墓志文中客观反映了与人物相互关联的金元之际复杂的政治历史变动情况和许多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元好问的碑志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代表了他古文创作的最高水平，在其个体文章创作中成就最高。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评价元好问说：“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蔚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② 　　一、“以碑存史”的碑志文创作 　　碑志文创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兼诉悼念颂赞之情，死者家属要求“得文士之见信于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宠，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③，因此一般都愿意请能文之士代笔撰写碑志文，歌功颂德，以传永久。因而此类文书的写作几乎成了历代文章名士或重要人物的创作专利，创作者可以通过它显示自己的创作才华；同时碑志文也给死者及其家属带来荣耀，使死者生平事迹的可信度得以提高并可光耀后世。清代散文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功颂德，其用施于金石……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④元好问的碑志文虽也“与史家异体”，但是他在写作时却抱着非常明确的“以碑存史”的目的。 　　身为金元一代著名的史学家，元好问早在汴京被围之前，在史学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驱使和支配下，就在其《南冠录引》中表达过致力于搜集资料撰述历史的决心。其言：“请小字书国史一本……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⑤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宰相的认可，却没来得及实行，但是它反映了元好问在金王朝危急存亡之时表现出的强烈的史学意识。 　　金亡之后，元好问成为文坛一代盟主，《金史?文艺传》称：“兵后，故老皆尽，好问尉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⑥可见，彼时请元好问作碑铭成了一种风尚。对于元好问而言，碑志文正是他保存历史资料的最好的方式和最佳途径，强烈的史家意识和移民情怀，使其在碑志文创作中努力实现“以碑存史”。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其碑志文创作的几个分期，窥见其“以碑存史”的碑志文创作目的形成，以及其践行此写作目的过程。 　　元好问的碑志文写作始于南渡避难期，但那段时间的墓志铭还基本看不出存史迹象，只是保存了大量与传主生平事迹相关的宝贵史料。元好问以亡金故官身份被押山东聊城时期，是其碑志文创作的一个过渡期，六年间创作了《聂元吉墓志铭》、《聂孝女墓铭》、《兖州通知五翼总令王公墓铭》、《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冠氏赵侯先茔碑》五篇。在《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元好问第一次表明了“以碑存史”的决心和意图： 　　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策散失，世不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正大初，予为史院编修官。当时九朝《实录》已具，正书藏秘阁，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后，又复与《辽书》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源、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为之辞。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元好问对国史存亡的看法。此时的元好问尚不知《金实录》已被张柔取走，因而非常痛心。在此，元好问将《辽史》散亡之事与金九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