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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文化举措与上都文学活动中心形成 　　摘要：上都地处金莲川草原。上都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是建立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伴随两都巡幸制，忽必烈的两次延揽人才、推行科举、建设上都文化机构，以及文臣扈从制度等朝廷文化举措，使大批文臣得以有机会扈从上都。而高层次文人的延续聚集上都，是上都文学活动中心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元代；上都；科举；文臣扈从制；文化机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元代实行两都制，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地处金莲川草原，这个自古荒原之地在元代聚集了一批层次高、构成多元的文人，他们进行各种文学活动，上都由此成为元代北方的文学活动中心之一。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而且还对元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而上都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两都巡幸制是上都文学活动得以发生和繁荣的政治基础；随着元代游历之风的盛行，大量文人因求仕而游历两都，是上都文学活动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大批文臣聚集上都，才是上都文学活动得以形成，乃至发展、繁荣的核心要素。对于前两大条件，笔者另撰文单独论述。本文主要从忽必烈的两次延揽人才、科举的推行、上都文化机构的建设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等朝廷文化举措方面探讨上都文学活动中心形成的历史条件。 　　每年帝王巡幸上都，“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1]但是最初的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所谓“天子岁省方留都，丞相侍首中，率百官咸以事从，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K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2]都是执事人员，对于作为大多数的汉族文臣而言，“外人”和馆阁文士的身份却令他们“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元代大批文人能够聚集，与两都制的建立和实行有关，但不是伴随两都制出现的，而是元廷推行一些重大举措的结果。 　　一、忽必烈时期的两次延揽人才 　　蒙古人凭武力得天下，用人重“根脚”，如何对待儒家文化、汉族文人，一直是元朝统治的大事。随着治理江南、汉地现实问题的出现，以及统治者对汉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蒙古统治者以各种方式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地和江南文士进入政权，推行“儒治”。在元朝中期文化建设兴盛以前，忽必烈的两次大规模延揽人才使一些北方文士和江南有名望的文士聚于大都，并通过征召、官员议事的方式赴上都。 　　忽必烈为藩王时期，特别是开府金莲川时期大规模的征召人才，促成了最早一批北方文人聚集藩府。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大批旧金文士受征召进入藩府，他们大多为精通辞章的经济之士和义理之士，多“以馀力为诗文”，也有部分辞章之士，有史可考者就有六十余位。[3]144这些人大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世祖中统建元后，由藩府文人的引荐，北方文士陆续供职元廷，直到元代中期大批南方文士就职各类文化部门，集贤、翰林两院都以北方文人为主体，①这是忽必烈第一次大量延揽人才的结果。在任职上，金莲川藩府文人有的任中书省、御史台官员，其他任职集贤、翰林两院，为文官。在南北统一之前，这些文人只有极少数作为扈从人员，或作为议事官被征召，或履职而至上都。总之，他们前往上都，只是“骤往倏来”，②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定，能够前往上都的文人很少，能够较长时间居住上都的就更少。 　　南北统一后，忽必烈第二次延揽人才，为南方文人聚集上都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南宋灭亡之初，元廷就先搜罗医、僧、道、阴阳卖卜者等。这些人中，有一些也精通诗文辞赋，如率先走进京师起于江西的玄教道士，其中，张留孙、徐懋昭、马臻、朱思本、吴全节等都是诗文书画精通的道士，他们扈从帝王巡幸上都，因此，这批江南道士就成为最早在上都进行文学活动的南方人。但是，这些士人化的道士人?凳遣欢嗟摹? 　　由于地域统治的现实问题，忽必烈改变了对江南冷遇的统治策略，至元二十三年（1286）派程钜夫“求贤于江南”，③这是继藩府延揽人才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纳贤，而且只针对“南方耆德清望之人”，[4]是元初促使江南文人北上京师的重大举措，也是江南文人前往上都的历史契机。在他们的感召和带动下，至成宗大德、仁宗皇庆间，南方文人纷纷北上，袁桷、邓文原、虞集、贡奎等人在列，他们先后入翰林国史院、国子监为学士、史官等。尽管在文臣扈从制度形成之前，他们已经历经成宗、武宗等朝，但是，直到汉化程度较高的仁宗、英宗朝，这批江南文人才有机会扈从上都，成为元代中期扈从上都文人群的核心。 　　二、行科举与文人监试上都 　　元代仁宗、英宗、文宗朝是文化建设的主要时期，上孔子尊号、行科举、立奎章阁、开经筵等即是主要表现。这些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