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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成因 　　七百年前，元杂剧――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在民间文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开创了中国戏曲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时代的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元杂剧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构模式，蕴含着深刻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历史原因。 　　当代学者余秋雨曾经在《文化苦旅》中写到“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真正的悲剧，最终都会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在元杂剧中，不是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冤屈，也不是没有惨绝人寰的杀戮，更不是没有生死相随的爱情，但真正能够毫不掩饰地揭露血淋淋的悲惨现实，连一丝光明的希望都不留的“真正的悲剧”确实很难找到的，像莎士比亚式的“‘坏人’得不到好报，‘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好报”的残酷的坦白，是元杂剧作家们根本不愿意为之的，他们往往会安排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以实现剧作家们惩恶扬善的理想。 　　为什么“大团圆”的结构模式自始至终伴随着元杂剧并在元代趋于成熟呢？ 　　 　　一.“大团圆”是中国人的民族情结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形成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所致。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道、 　　释三教并存，它们的学说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宗法”思想。 　　首先，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道德长期占统治地位，具有了准宗教功能。“和为贵”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荀子说：“《礼》之敬文业，《乐》之中和也。”“《乐》言是其和也”，“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和”是维护封建宗法的前提，“和”才能保持社会的平衡与和谐，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人的世界观，绝大多数是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的。元杂剧的作者们也是受多年封建教育成长起来的，这种“和”的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就是这一思想直接作用的结果。 　　道家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生于道。《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所说之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阴阳二气。阴阳之理，永恒不变，阴阳相互感应变化，从而使大地万物生死循环，生生不已。阴阳孕育出生命，生命结束后又复归于气，这就古代人认识宇宙、探索人类起源所得出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由阴至阳，然后又由阳归阴的循环系统。在庄子看来，人之生死，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换，是万物的本源――气运动的结果，因此生不足喜，死亦不足悲。道教还宣扬“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的一言一行，都有鬼神记录和裁判，赏善罚恶丝毫不爽，结果总是做善者降之以祥，做恶者降之以灾。 　　佛教作为舶来品，虽然在三大教中最迟传播开来，但到后来却是在各个阶层传播最广的。佛家认为人的精神是不灭的。有前世、今生和来世，人的精神一直在其间轮回，今生的苦难是前世造的孽，今生种善因，来世必得善果。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侣和佛教的信奉者们把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中国本来的天帝、鬼神观念结合起来，并引经史以证报应，对因果报应学说做出了充分的发挥。历代的僧侣为劝化信众则把因果学说延伸到许多方面，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种学说显得荒唐可笑，但在七百年前它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指导着人们的生活。 　　三大教的学说在人们的身心内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了一种原型，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动。元杂剧中出现这种无往而不在的圆满之美，是因为剧作家被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俘虏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乐天的民族，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是国民乐观精神之体现，表达了对正义力量必胜的信念，也是封建文人逃避现实，不敢正视现实的痛苦的结果。因此，杂剧家在安排结局时，往往无意识地接受着一种群体的律令。 　　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最讲究养生之道的民族，中庸之道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养生之道。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中和”精神，《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人的喜怒哀乐，在未发之前和已发之后，都应达到“中和”的境界，这样万物才会和谐。这种思想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则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即写快乐不要过度，写悲伤也不要过度。“大团圆”的结局，使人体生命之本――阴气和阳气处于和谐状态，最能使心理保持平衡状态。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用到戏剧上也就是说，阴阳二所中和平衡能使戏剧的交化作用发挥到最佳之处，对人体健康最有利。 　　这种传统的“宗法”思想使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深处弥漫着浓浓的中庸思想，“圆”成为中华民族的审美标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大团圆”的思想倾向，这是元杂剧“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