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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场政府效能评价与电视问政运行机制 　　摘要：提升政府效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融合下的电视问政为公民在场参与政府效能评价提供了可能，经由现场直播和场内外互动形成的舆论压力及其引发的行政问责，成为公共部门提升政府效能的驱动力。公民在场、媒体融合和行政问责构成电视问政提升政府效能的运行机制。电视问政的优化应积极介入公共服务项目的事前协商，构建“事前协商-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一体化平台，实现电视问政对政府效能提升的全流程覆盖。 　　关键词：电视问政；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公民在场；政府效能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013-0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效能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提升政府效能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焦点议题与重点内容。实践中，不少地方政府围绕提升政府效能已展开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创新。其中，电视问政作为地方政府与媒体合作下的一种创新实践，为公民在场参与政府效能评价、政府回应民众公共服务需求和社会公开监督公共部门效能提供了有益平台。 　　理论界对电视问政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传播学领域。赵振宇指出电视问政节目创新是电视问政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并提出媒体要更好地关注民生，把舆论监督变成常态，在节目策划上不断创新。[1]王蕾、刘敏智则从“媒体的政治性和商业性”的角度，指出“电视节目回归社会属性”是电视问政节目的重要转型，并分析了中国政治生态下电视问政节目对公民参与的影响。[2]苏涛在《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逻辑》一文中，探究了电子媒介引发的“时空变迁”对公民参与的影响。[3]由此观之，上述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电视问政直播中新媒体融合技术对政府问责、公民参与产生的影响，为电视问政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电视问政的实践价值不仅仅限于传播层面的创新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为政府、媒体、公民全社会协同参与政府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耦合是诱发社会变迁的主因，[4]而二者的耦合能够契合特定领域各个主体的功能需要，才是其能够达成初衷、得以推广的决定因素。因此，本文拟以武汉电视问政的运作实践为个案，探索电视问政提升政府效能的运行机制，并突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耦合过程和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下电视问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电视问政以提升政府效能的策略和实施路径。 　　二、电视问政提升政府效能的“武汉模式” 　　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是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主办、武汉电视台承办的新闻调查类节目。武汉市治庸问责办设置于武汉市纪检委和武汉市监察局内，武汉市纪委书记任治庸问责办公室主任。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民生热点问题，属于公共服务和政府效能建设的范畴。2015年7月6日，武汉电视问政节目――“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期中考”拉开帷幕。节目播出后，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对节目中曝光出的121个问题进行核实。截至2015年9月1日，武汉市治庸问责办认定100个问题已查清事实，并问责249人。其中，处级干部44人，科级及以下干部205人，给予纪律处分46人，组织处理248人次。这个源于2006年并持续十年的节目，因“参与民众和主持人现场发问尖锐、电视台记者调查资料翔实、问题部门官员被追责”等特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中纪委、国务院纠风办将之视为“群众行使监督权力的新平台”。全国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媒体先后来武汉考察学习电视问政经验，该节目被传媒界、学术界称为电视问政“武汉模式”。 　　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主要设置了“问作风、问执法、问服务、问管理、问环境”等五个环节。节目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民生热点问题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从“电视问政”的过程考察，电视台在节目播出前期公开征集电视问政短片线索，并通过各种平台接收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确定每个场次的主题，同时，根据新闻线索进行节目前期的事件调查；然后选拔市民群众代表参加电视直播，同时参与电视问政直播的还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治庸问责督察员、新闻媒体记者等共计230人左右。参与问政的代表通过按动表决器（设满意、不满意、弃权三种选择）对承诺整改的政府部门进行评价，并参与话题讨论；节目直播现场通过微信、微博、热线电话等方式与场外民众进行实时互动等；参与节目的专家嘉宾、群众代表和其他参与者还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难点问题，展开平等对话进行富有建设性的研讨，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对策。节目播出后，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会根据节目中反映出来的政府效能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在当下中国的行政发展生态下，电视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