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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策参与新视阈基于强势民主理论思考 　　[摘要]强势民主理论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希望设计一系列能够经得起生存能力、实用性以及理论连贯性的考验的制度，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讨论、判断和公共观察成为可能。通过对强势民主理论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公民政策参与的状况；可以借鉴其对公民参与的制度选择，以公民身份为基石不断进行政治实践，辅以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强调政策制定主体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连续性的协商对话，以谋求公共利益共识的达成为公众政策参与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公众积极参与政策过程的政治生态建设。 　　[关键词]公民政策参与；强势民主理论；利益集团；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621.5；130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046－05 　　 　　20世纪后期以本杰明?巴伯(B.Barber)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民主理论作为工具性的、代议制的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相关的替代模式，与协商民主理论一道，对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典范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尤其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困境的破解提供了突围之机，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阈来思考如何使公民的政策参与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能具有现实意义，也使公民政策参与的理想有了更多操作的可能。本文以对强势民主理论的“扬弃”为前提，试图借鉴其合理内核，对公民政策参与进行一种新的思考。 　　 　　(一) 　　 　　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曾经是一种颇具活力的政治体系，指导着西方民主政府的建设。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民主因其内在的矛盾性渐趋孱弱。自由主义哲学支撑下的代议制民主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平等”和“政治参与”共生共荣的要求面前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疲沓，其垄断性阻碍了人们对其他正当民主形式的追求，而目前定期的秘密投票形式也使选票失去了可以公开辨明其正当性的意义。因此，本杰明?巴伯指出，根据纯粹的民主原则，政治系统中的所有公民，应该自我作主、自行治理所有公共事务，而不应委托他人，方才符合“民主”旨意。他认为，只有强势民主才是匡救时弊的真正完全的民主形式，也是现代世界中唯一能够“保存并促进人类自由的政治形式”；不采行强势民主，民主政治终将烟消云散。 　　强势民主理论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认为使公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同质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使公民的共同目标和互助行为成为可能的不是他们的利他主义和其他美好的性格，而是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制度。它试图通过对正在进行中的、直接的自我立法的参与过程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创造，将相互依赖的私人个体转化为自由公民，并且将部分的和私人的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从而解决冲突。强势民主理论希望创造一种依据公共调整的方式有助于重新表述私人利益的公共语言；它的目标是将个人理解为公民而非抽象的人，以至于使共性与平等而不是鼓励成为人类社会的界定性特征。强势民主理论实际上并不是要激进地替代自由主义民主，而是希望对其进行有力的补充，从而使政治成为公民的一种生存方式。 　　“强势民主采取的逻辑前提是政治优于经济，并且民主一旦在政治和公共领域完全建立起来之后，它可以确保多种经济体系共存状态能够具有充分的平等和正义，甚至在那些市场允许或滋生不平等的地方也是如此。”强势民主的首要美德是公民行动，其特征则是参与、委托和服务，包括共同审议、共同决策和共同工作等。强势民主的基本预设是公民能够作出有意义的自主选择。它认为，公民一旦拥有参与机会，势必积极从事参与活动，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产生单一的整体判断而不至陷入针锋相对的混乱局面。强势民主理论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将公众组织起来，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调节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它第一次将私人的转化为公共的，将依赖转化为相互依赖，将冲突转化为合作，将许可转化为自我立法，将需要转化为爱，将奴役转化为公民权的可能性都被置于参与的情境中。其合法性来自于持续的讨论，在公共讨论和公共行动的过程中给每个人以相同起始位置的信念和信仰，各种偏好和意见必须接受公共审议和公共判断的考验，每个参与者依据不可避免的他者审视他们的价值和利益。这里，至关重要的并不在于纯粹和简单的同意，而在于参与分享的公民能动的同意，这些公民通过对他人价值的认同和移情的过程富有想像力地将他们自己的各种价值重构为公共规范。这种视角使强势民主理论通过一种更具体的、在制度上与公民身份的特性以及履行政治判断相关的讨论，取代了在抽象权利与人民意志之间的通常争论。“一种强势民主模式应该促进和造就强劲的公民资格和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它赋予公民更多、更好的参与自主管理的机会，可以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专项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