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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另一条路径基于发展认同非营利组织 　　内容提要 作为权利、义务平衡结合的公民教育应当体现普遍公平与积极的多元差异两项原则。而在中国公民身份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巨大转型期，如何落实这两项原则成为社会难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教育类非营利组织从教育的普遍公平原则以及积极的多元差异原则入手，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资源服务、探索多元素质教育以消解行政化、应试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此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发挥了为政府拾遗补阙、为弱势群体教育以及多元化需求者提供服务以及公众参与、社会资本培育等三种作用。这无疑为我们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 非营利组织 公民教育 普遍公平原则 多元差异原则 　　[中图分类号]G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172-05 　　 　　一、问题的提出 　　 　　公民教育的内涵，是公民权利、义务不断规制、界定、完善的过程。在中国，就公民意识而言，已经出现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巨大转变。然而，实践中国家权利本位的制度惯性依然强势。因此。当前权利和义务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这在广义的教育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就弱势群体而言，受教育权利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对于政府以及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其他群体人群来说，在强调权利充分实现的同时，也被社会赋予更多的义务期待。这些新问题和新理念，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出现的。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转型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公共物品的多元需求与如何有效、公平配置的问题。在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大量的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农民工子女却无法享有基本的教育权。此外，当前教育格局中，如何破解行政化、应试化取向以获得“因材施教”式的多元化效果也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在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今天，资源匮乏不能再成为教育公平以及多元素质教育实现的托辞。 　　教育原则可以分为普遍公平原则和多元差异原则。普遍公平是指全体公民在机会均等、资源均等的前提下无差别地享有国民教育资源，普遍公平的教育对每个公民来说是权利，对国家而言是义务。多元差异原则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多元差异原则与消极的多元差异原则。前者是鼓励人性化教育、地方性知识教育以尽可能实现因材施教、培育不同人才的目标；后者则是在人为构建不平等的壁垒或边界。例如农民工子女教育、城乡教育差别等。积极的多元差异教育对每个公民来说构成权利，对国家而言是义务；①但消极多元差异教育的存在，不仅对公民权利的实现而且对政府公信力的构建也造成严重损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普遍公平原则是弱势群体相对于较好享受国家教育资源的人群而言的，若没有实现这一原则也意味着是消极的多元差异原则；积极的多元差异教育原则是相对于行政化、应试化的教育取向而言的。因此，在教育领域，如何在国民教育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教育的普遍公平原则、多元差异原则，如何在资源提供者及受益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成为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 　　当前，政府并未尽到均等化提供教育服务的义务，积极的多元差异原则也因教育过渡行政化而无法实现。对于大量的弱势群体来说，不仅没有充分享受到权利，反而成为巨大的改革成本承担者，从而因相对剥夺而被日益边缘化。教育的普遍公平原则和多元差异原则的全面落实受到严峻挑战。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背景中，在赋权理念下从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的理念下，大量行动者以非营利组织为依托或者以个人名义，强有力地介入并影响到新公民教育制度建构进程中来。 　　 　　二、基于发展认同的非营利组织 　　 　　在追忆涂尔干公民教育设想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简要梳理社会发展的转变轨迹，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一个世纪之前已大所不同。经过冷战之后的政治脱魅，发展因涵括经济发展、民众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等诸多丰富内容而成为主流话语。从国际的视角看，发展，始于二战后国对国之间、国际组织对某些国家的官方援助，例如，早期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国际发展署等。就国对国来说，前一个国是指发达国家，后一个国是指处于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二战后西欧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该过程持续至20世纪70、80年代。但人们发现这种模式并不能帮助受援国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窘境，现代化只不过是西方列强单线进化思路支配下的陷阱。尤其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重创之后，由于财政拮据，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受到空前挑战，因此新公共管理思潮呼之即出。在此影响下，人们除了积极发展经济、维持或者提升国民社会福利水平之外，将发展寄希望于超脱于政治之外、强调民众政治参与的非营利组织。其原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