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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与城市软实力提升及路径选择研究 　　摘要： 公民文化作为现代城市治理的理念和技术，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以价值认同增强城市凝聚力，以制度有序规范城市软实力的生成机制，以公共参与激活城市软实力的内生性资源。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城市软实力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城市精神已形成与价值认同不平衡相并存；市民参与意识增强与制度供给不足相并存；市民道德素质较高与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相并存；参与方式多元化与象征性参与的现实相并存。鉴于此，本文以培育公民文化为现实切入点，创新城市软实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公共精神”的化育与养成，社会资本的孕育与建构，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创新。 　　关键词： 公民文化；城市软实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②，表明我国的软实力建设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最终要靠区域或城市去贯彻与落实，尤其是要依靠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目前，理论界主要从大型赛事、文化资源、传媒、社会资本等方面入手，去探究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路径。然而，提升城市软实力、培育国际化大都市不仅要靠城市文化的发展、公共管理的完善、城市创新力的激活和国际沟通的加强等，更需要彰显一种现代精神，而这种现代精神主要通过城市和社区公共生活、普通市民的素质及公共参与等方面来彰显。从根本上说，要提升城市软实力必须从城市的基本元素――公民生活去分析，把公民文化放在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背景中去理解。以公民文化的视角自觉探讨广州城市软实力，有助于拓展广州城市软实力的提升空间，对于加快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城市软实力的另一维度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正式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根据奈的阐释，软实力是一种“让他人想要你希望他要的东西的能力”[1]2，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三种资源。“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全球学界与政界对软实力的研究热潮。国内学者对于城市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步较晚，学者主要采用以“投射法”将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投射到区域或者城市软实力的研究，通过列举软实力的资源或构成要素来充实城市软实力的内涵。从现有文献看，倪鹏飞较早提出城市软实力的概念，他明确地将城市竞争力分为硬力和软力。其中软力包括“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和秩序力”。[2]41-42马庆国先生认为，区域软实力应理解为“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3]11陈志、杨拉克把城市软实力界定为“文化软实力、社会软实力和环境软实力之和”[4]131。庄德林、陈信康把国际大都市的软实力概括为“城市文化、公共管理、人力资本、城市创新、生活质量和国际沟通力”[5]六个方面。现有学者所列举的城市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对城市而言都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普遍侧重于城市软实力的“静态资源导向”的归纳，而对于“动态资源导向”的城市软实力（如公民素质、公民“文明”能力、社会资本等）论述不多。在城市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任何一个地域或种族的居民，不用他自己?x择，也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最能反映这个城市的软实力。本文从公民文化视角讨论城市软实力，主要涉及公民的价值观念、道德素质、公共生活的规范、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软实力的强弱程度是与其公民文化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公民文化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精神。它强调以价值认同为基础，以制度有序为前提，以积极参与为路径，主要表现为公民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理性参与。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不能建立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公民文化的回应”。[6]73斯宾塞也曾说过：“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7]8增强城市软实力不仅仅通过发展城市经济、创新文化、完善体制和机制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对公民自身素质的改造和提升。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3期徐伟明 等：公民文化与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及路径选择研究 　　（一）价值认同是增强城市凝聚力的前提性条件 　　城市凝聚力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现代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巴黎、伦敦、纽约，之所以有它们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绝不仅仅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