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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判后答疑合法性与合理性思考 　　近年来，许多法院在涉诉信访实践中体会到：在涉诉信访的案件中，确有错误实属极少数，当事人无理取闹的也属于极少数，绝大部分属于当事人输了官司，光看裁判文书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输在哪里，又得不到确切答复，从而引发涉诉信访。而审判法官只管判案，不问息访。对于当事人的来信来访，答疑息访的责任人是立案庭的信访法官，信访法官在完全不了解案件事实和审理过程的情况下，只能给予当事人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释明和指导，比如某个案件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如果不服裁判可以通过上诉、申诉等途径予以解决。然而实践证明，这些释明和指导，一方面引导来信来访当事人继续上诉、申诉甚至到检察机关请求提起抗诉，提高了上诉率和申诉率，增加了讼累；另一方面，二审、复查以及抗诉后的结果往往是案件仍旧维持原判，当事人按照信访法官的指导费时费力兜了一大圈，还是得到同样的答复，法律程序全部走完，还是不解决当事人的实际问题，因此导致重复访、缠诉缠访。?? 　　上述现象催生了“法官判后答疑制度”。许多法院尝试通过审判法官在裁判作出后对与裁判有关的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让当事人理解法院裁判的结果和理由，自觉接受裁判的结果，理解法院裁判所宣誓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达到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目的。?? 　　那么，法官在裁判作出后再对其所审理的案件进行释疑，这是否超出了法官的职权范围？是否真的有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笔者拟就判后答疑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作一探讨。?? 　　 　　一、判后答疑制度的合法性思考?? 　　 　　判后答疑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在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对裁判有异议、来信来访的，由案件的原承办法官或其他相关法官对与裁判有关的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那么此项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它是否有违于现行的法律制度。“法官判后答疑制度”最容易引发的争议是：是否造成了法官角色的错位、是否导致了法官负荷的加重、是否影响了司法权威的树立。?? 　　（一）判后答疑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延伸和加强，并不造成法官角色的错位。?? 　　法官的角色是裁判者，法官的权力的确应该体现在法庭上、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然而，裁判文书并不是宣誓审判权力、体现司法权威的唯一途径和方式，法庭审理也并非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唯一阶段。近几年来，我们虽然不断地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作用，也开始强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适时适度地行使释明权。然而，当前不少诉讼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不多，即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充分释明、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但仍不可避免会产生当事人对裁判文书中的文字、法律用语、法律名词概念、引用的法律条文等不理解。由审判法官进行判后答疑，实际上也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一种延伸和加强，其实法官的释明权，不但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更是在裁判文书作出之后的义务和责任。判后答疑就是裁判文书作出之后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一种方式，并不会导致法官审判本职工作的削弱和错位，反而能促使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种充分注意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引发上访的诱因，有利于改进审判工作，增强法官的社会责任感。?? 　　（二）判后答疑可以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减少讼累和涉诉信访，并不导致法官负荷的加重。?? 　　从微观而言，让审判法官在裁判作出后再就与裁判有关的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似乎是增加了法官的负荷。然而，我们在以往工作中，虽未建立此项制度，但如果当事人在接到裁判文书后因为不理解其内容、不接受其结论，而不断上诉、申诉、到有关职能部门上访，相关职能部门在依职权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需要法院和法官就案件的裁判作出书面或者口头汇报，目前，法院向人大等监督部门汇报个案不在少数。这种情况下，法官不但不能减轻工作负担，反而是加重了工作量。建立了判后答疑工作制度，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释明，有利于该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且从长远考虑，由审判法官解释裁判文书，比由信访法官解释更具说服力。就此让当事人充分了解并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及法院裁判的理由，让他们自觉接受裁判结果，从而服判息诉，在源头上治理涉诉上访。这样，总体上反而能减少讼累，减少法院的负荷、降低诉讼成本。?? 　　（三）判后答疑有利于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并不影响力司法权威的树立。?? 　　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杰勒德?布伦南爵士德曾指出：“法官不适合为自己的判决宣传或辩解”。而司法权威就是“法律通过司法让当事人服从”，并不需要从法官的庭外答疑中才能找到法律被执行的理由。因此法官判后答疑是否有违司法权威的树立呢？答案是否定的。判后答疑并不等同于对判决的宣传或辩解，且我国法律体系的构架、法律制度的规定与国外都有所不同。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