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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与构建湖北学派理论思考 　　摘要： 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必须走学科化、地域化和特色化的道路，尤其要通过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乡土特色的学术流派来实现创新。构建以传播荆楚文化为核心、以传授乡土文学为特色的湖北学派，不仅是对长期形成的“大一统”、“纯文学”的教学理念的重大突破，而且是从“大一国文”到“大学人文”再到“乡土语文”的质的飞跃，同时也是大学语文教学深化改革的一种新探索、新选择和新途径。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湖北学派；荆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4-0037-07 　　收稿日期：2015-06-20 　　自1978年全国高校恢复大学语文教学以来，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目标、定位以及学科化等问题，一直是教育界长期关心和探讨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对大学语文教学日益边缘化的困扰，更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由于大学语文肩负着传承优秀文化、提高人文素质和培养合格建设人才的重要使命，因而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以学科化为出发点，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乡土特色的学术流派，从而为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开拓新的天地。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历程、性质 特征、现实困境与改革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自清末至今，发展已逾百年，历经沧桑。不仅课程名称先后多次变更，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体现出不同的性质特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语文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必须通过探索学科体系、建构学术流派和形成教学特色来实现改革与创新。 　　1. 大学语文课程的发展历程与性质特征 　　大学语文最初名为“大一国文”，是民国时期各类高校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据考证，“国文”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是现代中国语文课程的第一个正式名称，在清末管学大臣张之洞等人所撰《学务纲要》中，即有“存国文、端士风”之说。1904年，清朝颁布废除科举后的第一个新式办学制度“癸卯学制”，所有课程及教材均从西方引进，唯有“国文”课是传授历代古文。1912年，临时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国文”名称正式确立。五四运动之后，因反对文言和提倡白话，遂将“国文”改为“国语”。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规定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中学仍设国文课。目前在台湾省，小学一二年级的中国语文教材仍称《国语》，从三年级起改称《国文》，汉字一律称为“国字”。 　　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D尊等人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1949年，中央政府教育部接受建议，决定取消“国语”和“国文”，统称“语文”。叶圣陶曾作出说明：“‘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1]此后，无论中小学还是大专院校，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便以“语文”命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民国以来，各级各类高校都普遍开设“大一国文”，很多著名学者如朱自清、吕叔湘、朱东润和徐中玉等人都讲授过这门课程。解放后，大一国文课程依然存在，并非像有些学者所云“已被取消”，而是更名为“文选与写作”，如北大教授乐黛云就曾在文革前讲授过大一国文课程。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大学语文教学被迫中断。1978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等校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程。1980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1981年，由全国20所高校组编、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出版。从此，大学语文教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呈现出高校普遍开设、教师队伍壮大、教材百花齐放和教法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在大学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中，学界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作用、目标、教材、教法以及学科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持久的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尤其是大学语文课程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目标定位和实用功能，如语言文字教育、实用写作教育、文学审美教育、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等，课程性质也由过去的“补课论”、“工具论”发展到“人文论”。早在1980年代初期，各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补课”，提高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后来，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功能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徐中玉在1996年版的高校通用教材的“编写说明”中指出，大学语文是“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2]。自2002年起，夏中义先后主编出版《大学人文读本》和《大学人文教程》，主张开设“大学人文”课程，帮助大学生“精神成人”。从“大一国文”、“大学语文”到“大学人文”，从“语文工具论”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不仅是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的变化，更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