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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哀郢问题探究 　　摘 要：《哀郢》为《九章》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一直颇受学者的研究与关注。从王逸、蒋冀，经明代汪瑗、清人戴震，再到今人郭沫若，对《哀郢》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以及屈原流放行走路线这三个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议，各自颇有依据，真假难分。结合文献研读以及与《楚辞》中其他文章对比，笔者择写作时间、写作背景对《哀郢》进行探究。 　　关键词：哀郢；写作时间；写作背景；白起拔郢都说；放逐思归说 　　从古至今，学术界对《哀郢》的写作时间以及背景一直争论不休，关于这方面的说法颇为多样，如“放逐思归说”、“放逐与凶荒结合说”、“秦楚析之战说”、“白起拔都说”以及“放逐陵阳说”等数十种说法。这数十种学说都颇有依据，不无道理，但其中对后世影响较深，代表性较高的要数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指出的“白起拔郢都说”以及王逸《九章序》和蒋冀《山带阁注楚辞》所提到的“放逐思归说”。汪瑗在《楚辞集解》认为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秦楚大战，楚国大败东北退保于陈城，秦赦免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此中矣。该观点对后人影响颇深，王夫之、高亨、郭沫若皆沿袭此观点，并对此作出解释。王逸在《楚辞集解》中对“皇天之不纯命”注：“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逐己”；但在《九章序》中又写道“屈原放逐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二者皆为“放逐思归”，但在为谁而逐的问题上，却出现了矛盾。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对“至今九年而不复”注释“屈平在怀王之世，被绌复用，至顷襄即位，遂放于江南耳”“九年不复，盖作此时已放九年也。”结合二者以及蒋冀提出的说法，可以得出“放逐思归说”为顷襄王所逐。“放逐思归说”大致如此，但?P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对比，结论更倾向于汪瑗先生提出的“白起拔郢都说”。 　　一、从诗题“哀郢”入手，为何而“哀”？ 　　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哀，闵也。从口，衣声。”而《广雅》中提及“哀，痛也。”据此，可以得出，“哀”其实有痛惜，哀怜之意。那么“哀郢”也即是“为郢都感到痛惜”，也暗示着郢都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必定出现了可哀之事。根据《资治通鉴?周纪四?周赧王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秦将白起拔郢，郢都沦亡。结合诗中前半部分的叙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四句体现得尤为明显。百姓震愆、离散相失、仲春东迁等本不应出现的场景却一幕幕地在屈原面前上演，贵族、人民本应和乐在家等着仲春时节播种下一年的希望，却因为战乱原因不得不离开故土。 　　可哀！ 　　据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记载，当时秦楚大战，楚国大败东北退保于陈城，秦赦免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此中矣。在这之前，据《史记》记载当顷襄王十三年屈原被流放于陵阳，那么为什么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的时候，屈原会在郢都，他有被召回吗？史料中单单记载了在楚怀王时期，屈原被复用的事迹，而在顷襄王时期，并没有关于屈原被复用的记载。但笔者结合屈原《涉江》这篇文章，其中提到“旦余济乎江湘”这是一次南下；《哀郢》中写道“淼南渡之焉如”再次南下，由此可见，屈原其实是有两次南下的经历。这是屈原自己留下来的描述，在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论证时，笔者认为其可靠性是很高的。无论是否被顷襄王召回，两次南下的描写足以证明屈原在被贬到顷襄王十三年到二十一年期间，是回过江北的。 　　屈原被“赦免”迁往东方，他的内心还是十分牵挂着故土，思念着君王。哀郢第二段中多处表现出屈原对故土的思念，离开郢都时充满忧愁的心情。如“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等等诗句都充斥着屈原离开故土的无奈与痛苦，这种漂泊在外的虚无感令他的灵魂无所寄托。并且，在文章中有提及“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可见郢都曾经的富饶平和已不再，取而代之的却是“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不知道高大的宫殿楼台是否已被秦军移为废墟，郢都的东门是否也化为荒芜了呢？由此可以看出，郢都在当时已经不如早前，被白起攻破后，平日的富饶平和化为荒芜，繁华的宫殿变成废墟。这又是一大可哀之事！不过，赞成“放逐思归说”的学者在这段中找到了“证据”。“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屈原所叹息的，是他被放逐后，再也见不到君主了！笔者认为，这也是屈原所叹所哀之事之一，但从其与描写郢都受难，人民离散的篇幅对比来看，这并不是主要所哀之事，也恰恰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白起拔郢都说”的可靠之处。 　　综上所述，结合屈原在《哀郢》中所哀之事，如人民离散、仲春东迁以及郢都沦亡，离乡之痛，笔者认为“白起拔郢说”更加符合文章所述之事。 　　二、对比《涉江》的风格，探《哀郢》是否为放逐诗？ 　　比起对《哀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