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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改变问题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发表了我和俞吾金的争论文章，拉开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问题”争论的帷幕。我对俞吾金所持观点的批判是系统的、整体的、根本性的。俞吾金所持观点不仅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解，而且存在对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的误解，存在对哈贝马斯观点不恰当的外推、代换与发挥。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演进，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认为：肖前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较好地发掘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良好的表述体系；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挑战的观点，是俞吾金未能正确地看待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未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造成的。 　　〔关键词〕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117-12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1。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一”），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问题。2012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拙文《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和俞吾金的新作《再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兼答文兴吾先生》（以下简称“俞文二”）；拙文指出“俞文一”存在严重缺陷。 　　拙文绝不反对“俞文二”强调的所谓核心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被坚持，但其叙述方式却应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反对的是“俞文一”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观点进行的歪曲、篡改和杜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无端责难”。为澄清重大理论问题的是非曲直，兹与俞吾金先生进行进一步的商榷。 　　（一） 　　拙文对“俞文一”的批判是系统的、整体的、根本性的。这是因为拙文是瞄准“俞文一”的第一部分进行的。“俞文一”在结构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标题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三个理论前设”，第二部分标题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标题为“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很显然，一旦指出“俞文一”第一部分的认识是虚假的，第二、三部分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这种批判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和完备性，一般人都能够感受到。应该明确，在俞吾金的文章中，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也包括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叙述方式。 　　对于所谓第一个理论前设“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1〕，拙文指出这是“作者以违反科学论证原则的方式炮制出来的”〔2〕；阐明了“俞文一”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个论断的引用与作出的议论之间，根本没有逻辑联系！其间隐藏着循环论证。〔3〕针对“俞文一”所言“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始终缺乏一个必要的生态学的背景”〔4〕，同时也是阐明出现杜撰“第一个理论前设”之错误的原因，拙文写道：这是“作者过分狭隘地理解生态学研究造成的，由此歪曲了事实和历史”。〔5〕（以下简称“批评一”） 　　对于所谓第二个理论前设“科学技术从属于生产力的范围，正如生产力始终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一样，科学技术也始终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6〕，以及“俞文一”从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现象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否定恩格斯作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之论断，拙文作出了以下批评。第一，阐明了“第二个理论前设”根本就不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观点，而是“俞文一”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扭曲后提出的。第二，指出了俞吾金的论述存在“对马克思著作的断章取义和曲解”〔7〕。第三，阐明了肖前等主编的哲学教科书中的“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并始终（永远）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8〕论断与“俞文一”所说的“科学技术始终是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是不相等同的，提出“对科学、技术不作区分，简单地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科学’”，是其“陷入诸多混乱的原因之一。”〔9〕（以下简称“批评二”） 　　对于所谓第三个理论前设“作为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或者换一种说法，科学技术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10〕，拙文作出了如下论述：第一，“科学技术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不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