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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断想 　　一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唯一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份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碴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没有“免受恐惧”的权力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 　　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国课”的高度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 　　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五年一次，从第四年起，便紧锣密鼓，风声鹤唳，你方唱罢我登台，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 　　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 　　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 　　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 　　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全靠了五年一次的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最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瞪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儿血，又哪够惊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 　　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大炮…… 　　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 　　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 　　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眼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最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 　　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 　　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 　　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 　　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