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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弱如她无须救赎 　　摘 要：从东方主义视角，《蝴蝶君》和《扶桑》都颠覆了西方人对东方女性柔弱、等待救赎的刻板印象。黄哲伦以对抗的形式，让西方为东方献祭，给西方以启示，即文化对抗已日暮途穷；严歌苓以包容的姿态，让扶桑跪着宽恕世界，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即多元并存，平等对话，共同繁荣。 　　关键词：《蝴蝶君》；《扶桑》；对抗；包容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5-0104-03 　　作为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黄哲伦（D. H. Hwang）凭借戏剧《蝴蝶君》斩获奖项无数，包括当年的托尼奖最佳戏剧奖，奠定了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时代》周刊曾称他有可能成为自阿瑟?米勒后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的剧作家，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最好的剧作家。然而，与阿瑟?米勒不同的是，黄哲伦的剧作关注的主体不是美国白人而是在美国的亚裔。《蝴蝶君》讲述冷战时期，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迷恋上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与其相恋并一起生活了20年，且育有一子，可是结果却发现宋丽玲是一个男人。 　　旅美华人严歌苓被称为目前在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她敢于直面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人生，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的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长篇小说奖”，对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女人扶桑为寻夫被拐卖到旧金山从事皮肉生意，却与白人少年克里斯展开了数十年的爱怨纠缠。 　　一、东方主义与女性刻板印象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表述东方的霸权话语。这一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1]。东方主义崇尚二元对立，一直以来，古老的东方都是作为先进文明的西方的参照物，被划为“他者”。西方用殖民主义的偏见将东方描写成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即愚昧、落后、野蛮和低劣的民族，以此为西方征服和统治东方正声：“西方人与东方人，前者统治，后者被统治。”[2]由此可见，东方主义是一个充满着权力关系的概念。 　　凭借对东方的臆想和虚构，西方得以用猎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东方，对东方进行科班化的处理。一方面，西方敌视东方，专注于他者的威胁性和可憎性，将东方男性去势化、妖魔化。另一方面，西方把东方看作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他邦，东方女子对西方男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眼中，东方女人温顺貌美却又娇小柔弱，乐于向西方男子寻求爱情和庇护。这样的东方女性形象更能衬托出西方男子的阳刚之气，满足西方的霸权政治。然而柔弱如“她”，也有自己的呼声，自己的反抗，即便再微弱，也足以让西方反思对东方的误读。 　　二、《蝴蝶君》的对抗：西方为东方献祭 　　黄哲伦仅凭着《纽约时报》上一则关于法国一起离奇的间谍审判案的新闻报道，“做一个《蝴蝶夫人》的解构者的念头立刻吸引了我……我发现它包含了丰富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再次肯定了我对西方文化的信念。”[3]因此，他强忍住好奇心不去探究，以免“真相”干扰自己的判断。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被西方奉为经典，反复上演。该剧讲述了顺从的东方女子巧桑（即蝴蝶夫人）爱上了残忍的西方男子平克顿，忠诚等待他三年，最后还是被无情地抛弃、继而绝望地自杀。剧中处处可见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西方主宰东方的痕迹。西方殖民者把自己标榜成为优越的上等人，代表着先进的文明，而东方则是落后、愚昧的，需要教导、开化和拯救，软弱、顺从的东方女子尤为如此。 　　黄哲伦塑造了一个用西方传统观念看待东方的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而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的《蝴蝶夫人》是他人生悲剧的直接诱因。由于早年失败的社交经验、不愉快的性经验以及不幸的政治婚姻，伽里玛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和工作中都唯唯诺诺，潜意识中排斥西方女性，极其渴望在东方找到他理想的“蝴蝶”。当他来到中国，看到在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宋丽玲时，就想拥她入怀，因为她是如此的纤细柔弱，即使自己才能平庸，相貌无奇也能拥有、保护她。伽里玛坚信这只蝴蝶也必然倾情于自己，甚至会因为失去自己的爱而自杀。在他看来，这就是东方蝴蝶的宿命：卑微，顺从，忍辱负重。这种固定思维让他倍感优越和自信，产生强者保护弱者，西方白人男子拯救东方女子的念头。然而，正因为伽里玛的错觉和一厢情愿，他反而被身为间谍的宋丽玲控制了。宋丽玲迎合和利用了伽里玛对东方女子的印象，以一种献身的羞怯委身于伽里玛，让他心中隐藏的蝴蝶形象逐渐在自己身上得到完美呈现。这种愿望的满足使伽里玛最终跨越对国家的忠诚和信念，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呵护他心中娇弱的蝴蝶。情场上的得意甚至让伽里玛对东方妄自评论：东方人需要西方人给予的先进的东西，愿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