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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三千里路云和月 民国时，滇越铁路沿途小站。西南联大的部分师生从滇越铁路进入昆明。 　　七七事变后，华北危急，平津相继沦陷， 北大、清华及南开等高校教学无法开 展。为保护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平津 学界领袖在南京商议，在交通相对便利、远离 战事的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让北大、清华和南 开暂时合校，收容散落各地的三校学生，定名 为长沙临时大学。然而，1937年12月南京沦陷， 长沙几乎成为战争前线。经临大校委会反复研 讨，决定继续西迁到昆明，以延续百年树人的 教育大业。最终，临时大学师生分乘船、乘车 和徒步等三条线路分别赶赴三千里外的昆明。 长沙临时大学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完成了她的历 史使命，为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合大学”奠定 了基础，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 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暂驻湘岳 　　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地区是中国高等教 育的重地，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将这片文化热土 变为战争的焦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任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 张伯苓及许多教授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组织 的国是问题谈话会。此时，平津战事吃紧，北 方各校纷纷致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 7月29日，北平陷落，日军进占清华园，留校 师生迁至城内避祸。随之，天津沦陷，南开大 学大部分校舍毁于战火。南北交通阻断，三校 校长返校无路。 　　为防止教育事业的中断，三校校长同教育 部磋商，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设立筹备 委员会。三校师生随即南迁。 　　事变紧急，三校大部分图书设备未能运出， 清华大学运出的部分设备因交通阻断，一时不 能到达。学校授课全靠老师讲授。截至1937年 10月底，长沙临时大学共有教师148人，其中： 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学校收 纳学生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主，临时大 学常委会决定于10月18日开始报到，25日开 学注册选课，11月1日正式上课。随后在各地 登报公告，并通过广播电台等方式传出消息， 三校学生纷纷来到长沙。截至11月20日，三 校原有学生报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 清华631人、南开147人。另根据教育部规定， 接纳部分借读生218人，到1938年1月长沙 临时大学新旧学生共计1500多人。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 上午九点多，空袭警报响起，师生无处可躲， 幸亏日机没有投弹。24日，日军终于在长沙投 下炸弹，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开始体验战时教育 的艰辛了。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条件极差，既无 图书、也缺教材，开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供应 不足，有些教授就到学生宿舍参加讨论。师生 接触机会较多，关系融洽，在交谈中自然带有 专业知识及治学方法等内容，颇有古代书院风 范。北大有个学生说，在临大一个月学到的东西， 比在北平一??学期学到的还多。相对于教学， 住宿条件较差。男生宿舍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建 筑，楼下阴暗潮湿，楼上光线较好，学生一律 睡在地板上。下雨时，学生在被子上蒙块油布， 枕头边上撑一把雨伞，一觉到天亮。有一次， 三位校长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 备极其简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 他住在这宿舍里。当时兼任军训队长的张伯苓 针锋相对，“倘若是我的孩子，一定让他住在 这宿舍里。” 约1938年7月，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们迁往昆明几个月后，日军进攻湖南长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 战争形势日趋紧张，日军空袭长沙的次数不断 增加，临时大学常委会不得不再次考虑搬迁的 问题。 张伯苓，组建西南联大时，任南开大学校长。 蒋梦麟，组建西南联大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云南省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相对方便。 三线入滇 　　武汉告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人心慌乱。 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则难保。不少慷慨激昂的 学生感到国难当头，纷纷投笔从戎;也有不少 学生认为立足方定，正是求学的好时机，兴师 动众的迁徙不仅劳民伤财，荒废学业，甚至庸 人自扰。此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 绝对安全，省府会全力支持临大办学。 　　面对慌乱的人心和舆论，临大常委会审慎 对待这一关系到学校命运的大事。经过常委会 讨论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昆明 地处西南边陲，距离陪都重庆较远，可以保持 三校一贯的学术独立的地位。另外，昆明有滇 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相对方便。教 育部对此方案不敢定夺，蒋梦麟亲自到武汉向 蒋介石汇报，最终由最高当局批准。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于1938年1月20日 做出了即日起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 议。并规定师生于3月15日到昆明报到。常 委会同时讨论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规定 教职员路费津贴每人65元，学生路费津贴每人 20元。规定了迁校路线，并要求在沿途各地设 立办事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