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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美辞学叙事范式 　　摘要：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构有多种范式，这取决于修辞观。“美辞观”是其中之一，它贯穿了修辞学发展的始终。中国自古就有美辞观，至现代修辞学建立后，美辞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美辞学理论的发展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古典修辞思想、英国的美文学和日本的美辞学。其中，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理论影响最大。美辞学是修辞学理论建构的一种叙事范式，它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今天，美辞学的叙事范式，对国家修辞学、区域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对中国、日本和英国修辞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梳理了美辞观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指出了美辞学在修辞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美辞学；修辞学；叙事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171-005 　　中英日：美辞学的渊源 　　关于“美辞”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这种对美的追求，贯穿了中国古典修辞论的始终。美辞论多散落在古典的诗文论中，且人们对美的理解不同，论述的角度也不一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把美的类型与文体及其表现风格结合起来论述的。至于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3]，则是从伦理，或者说从善的角度说的。 　　到了现代，人们对修辞的界定和阐释虽然多种多样，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是，美辞始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4]其实，“语词适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而旗帜鲜明地阐述“美辞观”的要数张弓了。20世纪60年代初，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5]到了80年代，主张“美辞”的学者是谭永祥。他不但主张修辞学主要研究美辞，且排斥修辞学研究其他内容。因此，他的著作名称就是《汉语修辞美学》，[6]主要内容就是修辞格。当然，通常所谓的积极修辞“修辞格”是一种美，其他类型的“消极修辞”也是一种美。 　　“美辞学”一名最初来自日本，但是，“美辞”一词却出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美辞学”也来自中国。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岛村泷太郎在其《美辞学》和《新美辞学》中明确表明，其“美辞学”来自曹植的《辩道论》。曹植在《辩道论》中有两句话：“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日本明治时代，关于修辞学的表述有四五种。其一是以“修辞”为名，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1898）等。其二是以“文章学”命名，比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1905）、《新文章讲话》（1909）等。其三是以“论辩”、“雄辩”等为名，比如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1877）等。第四，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以“美辞学”为名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坪内逍遥的《美辞学》（1893）、《美辞论稿》、《美辞论》等。[7] 　　当然，日本“美辞学”的另一个来源则是英国的美文学运动。日本的“美辞学”或者说修辞学，与英国的美文学密切相关。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菊池大麓把大英百科全书中修辞学家Hugh Blair（1718―1800）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8]翻译成了日文《修辞及华文》。所谓“华文”就是“华丽、华美”的意思，也就是“美辞”。“belles-lettres”是法文，翻译成“美文学”或“纯文学”，是18世纪英国的一项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修辞学运动。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美辞学”就是“Rhetoric”的意译。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美辞学著作。实际上，这种研究目的和追求，也是传统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指向。修辞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受教育者的文章和话语都美，都能更富有吸引力。因此，日本修辞学在初创时期的研究重点就是修辞格，也就是美化文章的方法。当然，对文体风格以及美学心理学也有探讨。 　　把“美辞学”引回到中国，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20世纪初期的一批修辞学家及其著作，比如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1905年）、云六的修辞学论文《国语修辞法述概》（1921年）、王易的《修辞学》（1926年）和《修辞学通诠》（1930年）、陈介白的《修辞学》（1931年）和《新著修辞学》等。这些学者几乎直接模仿了岛村抱月在《新美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