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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刑事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一点疑问和思考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重要准则，这对于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都是不小的变动。但是，追根溯源或许我们会发现该准则的真面目，也借此让我们从新审视一下该规则在我国是否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关键词：合理怀疑 陪审团 印证 　　一、中外现代刑事法律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在2012年之前，在中国诉讼法律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踪影，新修定的刑事诉讼法为该规则正名，使其成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题中之义。 　　在美国，尽管我们在联邦宪法中无法找到“合理怀疑”这一字眼，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将其视为联邦宪法的应有之义。可以说，把“排除合理怀疑”称为美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帝王规则”也不为过。詹姆士?Q?.惠特曼教授也曾表示，舍弃之，美国刑事法律将难以想象。[1] 　　在西方证据制度中“排除合理怀疑”与“自由心证”作为刑事证明标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使得法官给被告人定罪非常困难。这一规则无疑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如果把人权保障看作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这给美国的刑事司法画上了重重一笔。 　　二、从源头寻找“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对该规则的再审视 　　（一）从源头寻找“排除合理怀疑” 　　在近代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往往被认为具有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证明犯罪事实的价值典范。但是“合理怀疑”设计的初衷和实际发挥的功能却南辕北辙。通过对其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或许也可以解释这一证明标准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差错的原因。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是从陪审团制度中发展来的。[2]排除合理怀疑主要是针对事实认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承担查明案件事实任务的主要是陪审团而非法官，他们以非法律思维，根据自己的个人知识和生活经验来认定案件事实。 　　在该规则出现之前，我们暂且称之为前规则时代。人类的力量还无法解释自然界的一些事物，他们就诉诸与神明，比如有杀人、偷盗等犯罪发生时，只因自己的力量无法还原已发事实，他们便借助所谓的“神明裁判”如热铁审，冷水审，决斗神等方式。[3]神明裁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至少持续到启蒙运动时期都被认为是事实证明的最佳方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从神回归到人，开始关注人的思想。理性、自由、平等等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此人们便开始反思甚至批判“神明裁判”，热铁审、冷水审、决斗审因为其暴力残酷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正是这一时机的到来，上帝的角色便开始由陪审团----完美的事实发现者------来担任。为何是陪审团？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法官的推脱？按照詹姆士?Q?.惠特曼教授的观点是，法官为了避免遭受血罪的苦恼，便在法律人员之外选择了陪审团。[4]在陪审团形成之初，其成员只是依靠个人知识和传闻熟悉来审明案件事实，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案发的周围地区。 　　到16世纪，个人知识的作用降低，陪审团便开始收集证据，开始听取和评估自诉人和政府官员提供的证据。[5]在这一时期陪审团的角色又从事实发现者转变为事实的评判者。而评判证据的标准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证据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以至于一个理智的人没有正当的理由去否定它。这便被称为是“道德上的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 　　（二）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再审视 　　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合理怀疑”是对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程度的要求，是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第一，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逆向的否定性思维，这区别于我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在以往的证据考察中，法官习惯根据证据的“三性”来选择证据。在证据不自我矛盾以及证据之间不相互矛盾时即当形成一条完美的证据链时，便可以得出被追诉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但是，在新证明标准下，或许法官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们必须再次审视所有相关证据，综合全案再次考察是否由某一细节可以排除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可能性。 　　第二，“排除合理怀疑”的重点在于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合理怀疑是司法办案人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被追诉者是否犯罪他们根据已有证据以及自己的内心确信来判断案件。因此，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并非是毫无逻辑的随意猜想和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刑事诉讼法第第5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排除合理怀疑入法，并未彻底地摒弃之前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单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两者更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难免陷入两者循环解释中去。 　　三、舶来之规则是否会水土不服 　　“合理怀疑”作为事实证明标准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但是对于该规则的本来意义却理解的较为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