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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汪熙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熙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逝世，享年97岁。汪熙先生毕生致力于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的一代人”，他的一生，著书丰硕、桃李天下，尽显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和家国情怀。 　　斯人己逝，转眼汪熙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年。 　　汪先生是我的导师一一我攻读学位意义上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事业的导师。汪先生和我也是忘年意义上的朋友。我一直以能成为他的学生和朋友为傲。先生仙逝周年，我内心有许多话想对汪先生说。 　　2015年春节我到汪先生家里给他拜年，当时汪先生、汪楠和照顾他的阿姨都告诉我，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们开心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当面承诺每年春节都会给汪先生拜年。但恰恰是之后的一年，2016年的春节我不在上海，因此只能通过电话给汪先生拜年。尽管当时我心有歉意但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觉得汪先生的生命力还强着呢，还有足够的机会来弥补。很难想象汪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一、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大教授 　　记得是1985年，我当时刚到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每天从市区的西南部坐校车到复旦来上班。一天，谢希德校长在校车上告诉我，有个教授叫汪熙，上午会找我谈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并要我负责处理。谢校长介绍说，汪教授40年代在美国留学，是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并描述了要在沃顿商学院学习并获得学位是多难的事。当时我刚去校外办工作不久，了解事情不多，也因?槎孕恍３さ拿枋龌故怯泻芏嗪闷妫?因此非常期待见汪熙先生。很快，汪先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几页由校外办起草的公文，笑呵呵地说：“这个公文改了几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如果行就报给谢校长审批。”我当时看到这三页纸的报文，已被汪先生密密麻麻地改得面目全非，基本上是重写，文字变得简明扼要，逻辑关系清清楚楚。但当时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汪先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告诉我说，他是刚刚骑车从复兴西路赶到学校来。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在40年代就去美国留过学的60多岁高龄的大教授会和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关。 　　1987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依然看到汪先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已经68岁了，仍身手敏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们都觉得，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啊！他的答案总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自己把控时间。有时遇到外事接待活动，他还是骑自行车，西装革履、戴着领带，下雨的时候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来。这给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带来的冲击和印象极深。我相信在当时他这个年龄段里，有这样身份、每天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上海上下班的不会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调侃这件事，他总是满怀喜悦，从来没有抱怨。只要你和汪先生有交流，你很快就会感到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一个有坚强毅力和风骨的人。 　　二、我爸爸的故交 　　我爸爸和汪先生、董先生（汪熙教授太太，董幼娴女士）原来工作上并没有交集，他们因我而结缘。我爸爸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交大学土木工程的，我哥哥姐姐也都是学理工的，大都不太了解文科。我当时因为在煤矿做了八年工人，完全是通过自学考大学。从1977年到1980年，我连续参加了四次高考，三次考理科都失败，第四年改考文科考上了复旦，这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家搞理工的人占绝对多数，在他们看来，一元一次方程不会做，是学不了一元两次方程、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而学文科的跳跃性可以很大，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没读好古代史、中世纪史，但是学现代史依然可以考及格甚至可以得高分，知识的逻辑性同学理工科不完全一样，容易夸夸其谈。因此在我家信奉学理工才是“真才实学”的环境里，我属于“弱势群体”。 　　而我爸爸也担心我不能学以致用，只会空谈，学些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依然选的是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我爸爸更是充满疑惑。谢校长建议请汪先生和我爸爸聊聊，帮我爸爸释疑解惑。汪先生对此非常乐意。我没有想到我爸爸、妈妈和汪先生、董先生见面以后，会很快成为至交，完全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之通畅，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首先是“你怎么会学工程技术，我为什么是学的文科”，“你为什么当时在中国读书，我为什么到美国去读书”，“文科和工科的差别多大”、“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的教育差别多大”，等等。因为我爸爸当时的工作与苏联、东欧的专家接触较多，自然受他们的影响较多一些。 　　他们之间另一个有共鸣的话题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我当时的感受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家老人的身心受到如此大的创伤和磨难，但是他们没什么怨言和牢骚，反而是谈笑风生，只想尽力在有生之年多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以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