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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术馆展览工作几点思考 　　一座美术馆，如果说藏品是其发展的基石，学术研究是发展的保障，那么展览就是发展的核心了。在以往的认知中，美术展览常常是在特定空间里把画悬挂起来，达到展示目的即可，所以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美术馆、展览馆的概念分不清楚，这种认知模糊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美术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而就近些年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来看，展览已经越来越成为一座美术馆展示自身学术成果与研究态度的窗口；而就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来说，美术馆展览也是提升公众审美，推动当地美术创作，梳理地域美术史发展的一种方式；而就美术馆的内部职能划分来看，展览也成为串联收藏、典藏、研究、教育、服务等各项功能，盘活一座美术馆的核心动力。笔者就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展览经验与相关案例，分享几点关于美术馆展览的思考。 　　一、以个案勾勒全景，开启对美术史的梳理 　　北京画院美术馆是一座年轻的美术馆，从2005年8月25日的开馆展“草间偷活――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算起，至今年也才刚刚走过十二个寒暑。作为美术馆界的后起之秀，北京画院美术馆其实无太多优势可言，成立时间晚，建筑体量小，展场面积有限，人员编制匮乏，都是建馆之初面临的现实问题，诸多的不利因素也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发展策略上“做减法”，将一些不适合自身学术定位的功能舍却，而将展览的策划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也正是因为成立时间较晚，北京画院美术馆可以借鉴、参考国内成熟美术馆的建设经验，在发展策略上避免很多美术馆发展中的弊端，并且也可以在展览筹备方面做较为成熟的规划。例如在开馆之初，针对当时全国美术馆界缺乏固定陈列的现状，我们在有限的展示空间里单独开辟出两层展厅作为齐白石纪念馆，以“馆中馆”的模式长期陈列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作品，并且按照绘画题材将院藏齐白石作品分为十个专题制定中长期展览计划。在十年的时间里，依次开展了齐白石的草虫、人物、山水、梅兰竹菊、水族、花卉、书法、蔬果、石印、手札等十个专题陈列。在齐白石展示和研究的基础上，北京画院美术馆将齐白石列为展览研究的源点，以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作为经线，以二十世纪美术大家个案作为纬线，从横向、纵向两个层面去不断扩充自己的展览外延。（如图1）从而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系列展”项目，以单独艺术家个案研究展的方式逐步串联起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脉络，进而勾勒二十世纪北京地区，并逐步延展至全中国美术史的全景。而随着展览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自身展览品牌的逐步建立，我们又将展览的纵向时间线延长，开辟“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系列展”项目，通过整合博物馆界收藏的书画作品去推进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工作。 　　以个案勾勒全景，对每位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做“切片式”的研究性展览。这样的展览方式虽然耗时耗力，但是四十多位美术大家的专题展举办后，积点成线，近现代美术史多元化发展的脉络便会清晰起来。（如图2） 　　二、展览是研究成果的呈现，更是新一轮研究的开启 　　一场展览的呈现需要有固定的场所，限定的展示时间，这也就决定了展览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而这种约束也会给每次展览带来遗憾，如何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应该在展览策划层面多做思考。北京画院美术馆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梳理，每次专题展呈现的只是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而持续性的思考和发掘才应该是美术馆展览的常态。以周思聪先生的展览为例，她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水墨画家，在每个时代都有划时代的作品诞生，而对于她的梳理和研究很难用一场展览说明全部问题，所以我们针对周思聪不同时代的创作主题策划展览，将她的六七十年代的主题性创作，八十年代的《矿工图》组画以及九十年代的墨荷作品分为不同专题不断呈现，利用三到四年的时间为首都观众还原一个相对客观和真实的艺术家。（如图3-5） 　　2012年北京画院美术馆组织策划的“尽写苍生――蒋兆和绘画艺术发现展”，当时曾专门设置展柜陈列了蒋兆和先生毛笔书写的文章《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这是1956年蒋先生关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体系建构的一片长文，抛开文章的文字内容来看，其形式本身也是一幅非常精彩的书法长卷，而在当时的展览里，我们将整个展览的主题定义为“发现”，意在展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最新发现的蒋兆和艺术作品、研究资料和历史文献，这幅展品并非在“发现”的层面，只是作为“书法”作品提供给大家欣赏，可以说在当时的展览里仅仅是开发了它的形式美感，并没有对于它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度发掘，这难免成为展览中的一件憾事。所以在2015年，我们联合武汉美术馆的学术力量对这件作品进行深度发掘和解读，并以此为契机策划一场专题研究性展览，这就完成了对于蒋兆和先生艺术创作和美术教学的双重研究。这种对于单件展品的深度发掘、研究是做好展览的基础，国内也有很多利用一件作品去呈现一场展览的成功案例。展览应该摒弃过去“挂画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