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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自觉回馈还是战略选择 　　摘 要：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关键高管的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数据，实证检验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及其各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和公众责任，但对政府责任、员工责任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除政府责任外，对企业其他维度的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政治关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具有战略选择现象，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政治关联企业的监管。 　　关键词：政治关联；企业社会责任；自觉回馈；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2-0066-06 　　企业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近年来公司财务和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大量的研究认为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能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市场准入等诸多好处（Faccio，2006[1]；Goldman et al，2009[2]）。为此，许多国家的企业都通过政治捐献、游说、公关广告以及基层动员等途径，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环境，以减少政府对它们的约束。而当前，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责任事件频发，政府部门、社会大众等利益相关方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采取慈善捐款等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合法合规性，而且还体现了较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Ma and Parish，2006）[3]。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不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定的政治动因（张会芹，2010）[4]。 　　通常，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为了维护已经建立起的“关系”，会主动或被动地响应政府号召，为社会多做贡献，比如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捐赠，改善社区环境等。贾明和张?矗?2010）[5]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联促进公司的慈善行为，表现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款，且捐款水平更高。那么，对于更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表现又会如何？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维结构，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各维度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更深层次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其对社会的自觉回馈，还是一种战略选择？针对以上一系列问题，本文拟通过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各维度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企业高管竞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主动融入政治圈子与政府建立关系；二是企业家聘请前任政府官员进入企业任职，或者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形成的政治关联。由于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政府官员在掌握的关系资源、具有的社会声誉等方面实质上并不相同，所以对这两种来源差异、经济后果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进行明确区分，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的现实制度特征（郝项超等，2011[6]；杜兴强等，2012[7]）。 　　按照逻辑推理，关键高管代表委员的政治身份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首先，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具有较高的政治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其所在企业的行为也更容易受到大众媒体、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关注，这种来自公众关注的压力往往会促使高管更加注重自身和企业形象，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以维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政治头衔”、“政治荣誉”、“政治光环”（冯延超，2011）[8]。再者，能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本身就说明这些高管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再加上通过参政议政，自身的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得以提升，会更加积极地为社会做贡献。然而，如果企业建立的是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由于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管现在已退出政治圈，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会大幅减少，经受的社会压力和关注也大大下降，加上承担社会责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价，自然而然激励他们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和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也会急剧削弱。因此，本文认为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之于非关联企业并无多大差异。所以提出如下假设1： 　　H1a：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具有正向作用。 　　H1b：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企业始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其首要责任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运用其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以增加利润（Friedman，1970）[9]。McWillliams与Siegel（2001）[10]在其研究中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分为利他主义、胁迫的利己主义、对社会责任的战略利用三类，发现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