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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 　　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学风。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从春秋时期的董狐、崔杼始见,到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非常突出的。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篇中的《直书》和《曲笔》两篇,不仅反映了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也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我们不仅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直书 曲笔 刘知几 史通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史学领域,“直书”和“曲笔”长期存在。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几《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1 史家的职责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对于史家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广泛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他还说:“《春秋》,辨是非。”“《春秋》以道义。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手的。班固援引刘、扬之说并结合自己的见解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把《史记》看作“实录”,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 　　 自孔子以下,世人多称道董狐、南史的秉笔直书精神和他们对于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应该是对于他们很好把握史家这两点职责的高度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史官的职责不止记事,而且要以所记之事作为鉴戒,是闻于后世、有益当时二者的结合;第二,史官记事存真,才能鉴戒,故“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这是史家的优良传统。 　　2 从“书法不隐”到“秉笔直书 　　“书法不隐”和“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优良传统。其内在要求就是历史记载必须务实、准确,这就要求如实记载发生的事件与人物。这个传统可能起源很早,史官本是神职,有自己神圣的职守,这就要求最大的忠实。 　　关于“直笔”有两件史事。《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赵穿胞兄)未出山而复。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 :“不然 。”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 :“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 :“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这件事发生在春秋中期,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并提出了“书法不隐”这一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就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就是不加隐讳。而且可以看出,不仅史官应该遵循,就是之争大夫也受其约束,以致为其蒙受恶名。 　　 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大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件事说明当时存在破坏“书法不隐”这个法度的现象,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殉职。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以至于后来的司马迁、吴兢、王世贞等等一大批优秀史家。 　　南朝刘勰说:“辞宗邱明,直归南、董。”即是说文辞应以左丘为宗师,直笔而书应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柳虬在一篇上书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衍。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他们说的“直”、“直笔”,就是从“书法不隐”概括出来的。换言之,“书法不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秉笔直书就是被史家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