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与实施路径.docVIP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与实施路径 　　摘要：乡村振兴需要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六十余年来，农村信用社大致经历了探索巩固、曲折发展、恢复合作、规范合作和深化改革五个发展阶段，其间管理体制几经更迭、组织形式不断变革，并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农村信用社面临着政策性支农任务与内在盈利性要求间的矛盾、治理现状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要求间的矛盾、经营管理现状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要求间的矛盾，亟待深化农村信用社政策性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本文通过比较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提出了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信用社；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3-0051-006 　　一、引 言 　　为弥补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在2017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目标和实施路径。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各种要素资源的投入，金融要素就是重要投入资源之一。为强化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村信用社一直承担着支农主力军作用，尤其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使农村信用社在产权改革、资产规模、管理机制、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渠道变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新形势下农村信用社存在的股权结构不合理、法人治理不健全等问题，影响着农村信用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功能的发挥，亟待通过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标和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模式上。关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目标方面，朱承亮（2015）指出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赋予了其服务“三农”与实现盈利并存的双元目标，并提出了双元目标由低度协调向高度协调的路径。[1]何登录（2015）认为应通过产权改革来进一步创新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发展的服务模式，同时还应提升农村信用社的公司治理。[2]周明栋和陈东平（2016）指出2003年启动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核心目标是基于市场化原则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以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水平，但应避免改革偏离支农方向。[3]蓝虹和穆争社（2014）认为在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应推动农村信用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不应盲目地将农村信用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4]关于农村信用社的产权组织模式方面，学术观点差异较大。就合作制而言，何广文等（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应该坚持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以规避股份制的不足。[5]而谢平（2001）则认为合作制原则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而我国不存在合作制存在的基础前提，农村信用社不具备向真正的合作制模式转向的可能。[6]就股份合作制而言，张忠山（1994）认为股份合作制是集合作制和股份制的优点于一体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合适选择。[7]但张成君和肖丕楚（2001）指出，由于存在股权相对封闭、平均等问题，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8]就股份制而言，王家传和张乐柱（2003）指出我国农村信用社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而且具有股份合作制的特征，但股份合作制有内在的缺陷；长期来讲，股份制商业银行应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9]刘社建（2012）也指出，应该将股份制作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10]就农村信用社的产权组织形式而言，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多种形式并存。王秀丽（2011）在对农村信用社的三种产权制度的利弊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基础上，提出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中等水平地区和工业化程度高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可以分别采用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形式。[11]童元保（2013）则从各种改革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国情出发，指出农村信用社改革多种模式应该并存，并以海南为例给予佐证。[12] 　　上述文献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的讨论具有其合理性，但缺乏改革目标的系统性规划。同时，在对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选择上，并未达成一致性意见，许多学者是基于特定阶段发展情况或案例分析，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模式，但不可否认，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来选择农村金融模式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基于此，笔者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程，分析其面临的现实矛盾，进而构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多目标体系，并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实施路径，以期有利于农村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现实矛盾 　　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探索巩固（1950年至1957年）、曲折发展（1958年至1978年）、恢复合作（1979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