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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办教育对话 　　 龙 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您说上世纪９０年代教育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上世纪９０年代也是我国教育领域问题暴露最尖锐时期。我们认为，这对民办教育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想知道，对于民办教育来说，您认为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肖雪慧：民办教育的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表现是很不相同的，不宜一概而论。对民办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相当多的政策性限制，现有就业体制也对民办高校发展有诸多不利影响。仅以下事实就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这就是：民办高校学历事实上不被或者说很难被用人单位承认。 　　 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一种是一部分学校实行超高收费，具有把办学当成谋取暴利手段的倾向。而且这类学校中大量存在名不符实、虚假广告甚至其他更为严重的诈骗性行为，完全背离了无论办任何形式的教育都应具有的公益性质。另一种是社会底层尤其是进城农民工所办的自救性学校，这类学校不仅在办学的软硬件两方面都有严重缺陷，而且遭遇许多政策性歧视和最苛刻的刁难，处境十分艰难。 　　 龙 昊：您也认为，我国的教育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公正。我们想知道，民办教育方面是否也存在某些不公正现象，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肖雪慧：毫无疑问，确实存在不公正的问题。刚才谈到的对公办、民办高校毕业生事实上的不一视同仁，就是阻碍民办高校发展的不公正之一。更严重的不公正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阶段上述两种类型民办学校的两种态度，暴露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道义问题。像农民工所办的那种自救性学校，首先是义务教育领域政府责任不到位的产物。我国对义务教育既投入太低又将有限的投入向大城市特别是向发达程度高的大城市严重倾斜；贫困地区则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尤其对农村缺乏财政支持，把为农村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实际上当包袱甩给了本来就赋税过重的农民自己，或者推给杯水车薪的希望工程，致使这些地方许多适龄儿童无学可上。此其一。其二，高耸的城乡壁垒和户籍歧视给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预设了许多身份限制，使城市学校可以借机向这些孩子的家长敲诈性地索要高额“赞助费”。身份的限制、金钱的限制把许多农民工子女排斥在了校门之外。打工者自己凑资办学，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救行为。他们自己被迫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给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的责任，这对他们是很不公正的额外巨大负担。诚然，这些学校在办学条件上问题很多，但这不是农民工们的错。这类学校需要的是政府的更多支持和扶助。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批民间办学时奉行双重标准。近些年那些不断引起家长投诉的诈骗性高收费私立学校，几乎无一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正式挂牌招生的；而农民工自办的自救性学校至今未闻有哪一所获得了批准。不仅如此，本该承担但未承担起提供义务教育职责的一部分政府部门处处刁难打压这类学校，借校舍、设施、师资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些学校进行“围追堵截”。对此，我２００２年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在自己的国家被当成‘盲流’驱赶、遣送，提心吊胆、狼狈如偷渡客，是就读于自助性的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孩子与其父母连同教师经常性的人生体验。”这种不公正触目惊心！ 　　 龙 昊：既然体制等不公正现象大量而严重的存在，那么，您如何理解民办学校的飞速发展并成为“暴利行业”？ 　　 肖雪慧：首先，我认为“民办学校飞速发展”这个判断不一定能成立，特别不一定适于用在目前处境还十分尴尬的民办高校。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如果单纯看数量，倒还可以说发展相当快。快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国家没有真正承担起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而导致部分儿童无学可上，这一情况催生了大量自救性学校出现。如前所述，这类学校处境狼狈，连生存都难保，根本谈不上赢利，更不用说暴利。二是国家对在校儿童提供的就读条件严重不均，不光地区之间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差距太大，人为划分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甚至“第三世界班”之间也反差强烈，迫使许多家长花大钱谋求送子女进条件好的私立学校。我认为，主要是这个原因促使越来越多高收费学校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暴利行业”，可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性教育不公刺激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整个社会弥漫的企求“一夜暴富”的不良风气在这个领域的表现。这里必须补充一点，如果只说私立学校中有的成为“暴利行业”，是不公正的。那些因国家长期倾斜性投入、扶持而条件优越的公立中小学，其实许多早就成为“暴利行业”了。至于这些公立学校谋取暴利采取的手法，不少人都揭露过，这里不必说了。 　　 龙 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解决了民办学校的办学者是否应该有合理回报的疑虑。那么，您认为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原因何在？ 　　 肖雪慧：我认为，要使民办学校能够健康发展，既需要规范管理和扶持并重，同时必须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