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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物追索返回热潮冷思考 　　法国拍卖中国被劫掠的圆明园兽首事件曾经是2009年最热门的公众事件之一。这是一起典型的围绕古代遗产的现代争论，不仅涉及国际法、中法两国的国内法、物权争议与国家主权等，更涉及历史与关于人类文化遗产的民族情感、道德及学术等问题。正好《国际博物馆》2009年第1-2期合刊就是一期关于“文物的归还”的专辑，颇能体现这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最新进展与认识。 　　该专辑的主要内容是一次国际会议的文章结集。2008年3月17-18日，为纪念UNESCO促使文化财产返回原属国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ICPRCP)成立30周年，由希腊政府发起并主办了文物归还原属国雅典国际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帕台农神庙脚下新落成的雅典新卫城博物馆(New Acropolis Museum)，其环境与文物归还的主题十分契合，极具象征意义。 　　雅典卫城帕台农神庙的雕塑现被认为是举世无双的古希腊艺术珍品，而卫城废弃之后却在两千多年的时光里饱受风吹日晒与战火洗礼，无人问津。19世纪初，当时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外交官的埃尔金勋爵向占领并统治希腊的土耳其政府提出希望能够复制和临摹神庙的雕塑以用于展示，而土耳其人觉得那些雕塑根本就是一堆无用的废物，不仅爽快地答应埃尔金的要求，而且答应英国人可以从帕台农神庙里拿走任何一块能够运走的刻有浮雕的石头，埃尔金遂不惜重金请人把神庙的精美浮雕装箱运走，运到伦敦，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最近20年来，随着文化遗产意识的觉醒，希腊同内发起索还石雕的运动，并和英国一直就“埃尔金石雕”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两国的领导人都曾卷入协调和争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出面协调而未果。这次希腊政府选择此时此地召开这样的会议，其向英国施压的意图不言而明。 　　追溯ICPRCP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对于文化遗产认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1970年和1972年，联合国大会分别通过了两个重要公约，一个是针对文化遗产非法贩运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一个是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8年，为了强化这些举措又出台了前述的第三项措施，即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提议，各成员国建立了一个促使文化财产返回原属国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促进联合同成员周或者准成员国就“对于UNESCO成员国或准成员国人民认为在精神价值和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殖民占领或外来占领或非法占有而丢失的任何文化财产提出的送回或归还要求”的返还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同时它也“鼓励必要的探索和研究，以便制订协调一致的计划，争取在那些文化遗产已经散失的国家中建立起具有代表性的收藏”。 　　这次雅典会议上着重讨论了《1970年公约》和委员会成立以来国际上文物回归的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意大利归还二战时期从埃塞俄比亚运走的阿克苏姆方尖碑(Axum Obelisk)；德国独立博物馆在其政府支持下归还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一只皂石质石鸟的身体部分，使其与头部“团聚”，从而恢复了被认为是大津巴布韦国家象征的石鸟的精神价值；英国爱丁堡大学归还了对于纳林杰里(Ngasind―jeri)民族来说具有高度宗教意义的祖先遗骸；丹麦向格陵兰岛归还殖民时期被掠走的系列文物；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过罕见且具有突破意义的合作，将分置两馆的被肢解的重要雕塑品苏美尔雕像(Sumerian Stase)复原，并在两个博物馆之间交互轮展；英国博物馆以长期出借的方式向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夸夸嘉夸族(Kwak―waka’wakw)原住民归还了仪式上使用的面具。 　　雅典会议期间讨论的全部六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案例中要求归还的财产对于其原属国或者原住民具有特殊意义和非凡价值。归还的要求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物品、纪念碑或人类遗骸被认为是特定社群、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元素，而且是它们存在的必要元素。案例所涉及的物品、纪念碑或人类遗骸都是在1 970年之前――也就是说，在UNESCO的《1970年公约》出台之前――被转移出原属国的，而它们的成功回归是一系列行动与长期协商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案例中的文物归还行为都属自愿，是双方对话的成果，而非求助司法程序或争论的结果。 　　讨论中涉案双方均有代表出席，以体现对同一个事件的双重或多重的观察视角，以图体现一种对话的特征。因此，这些案例可以被认为是文化遗产返还方面堪称良好做法的范例，而雅典会议也可以被认为是一次专题会议――专门探讨根据法律、可能的善意、跨文化对话和相关的道德准则来实现文物归环。 　　当然，关于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及其体现和运